1998年，香港贺龙之子贺鹏飞，看四下没人，闪身冲进一间商人办公室，凑到那人耳边，压低声音说：“我看上了一件大家伙，得你掏钱帮忙买！” 那间办公室的主人叫徐增平，是香港知名的爱国商人，早年做过进出口贸易，后来涉足房地产和航运，资产丰厚。他和贺鹏飞相识多年，彼此信任，也都有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心思。那天，贺鹏飞的神情比平时更严肃，进门时还特意看了眼门口，确认没有外人，才关上门坐下来。 “大家伙”指的是苏联解体后出售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当时停在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已经完成68%的建造进度，但因资金短缺和政局变动，成了待售的半成品。对中国海军来说，这是难得的现代化航母平台，可购买过程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巨额资金，风险极大。贺鹏飞知道，单靠官方渠道推进会很慢，甚至可能错过机会，所以他想到找可靠的民间商人合作，用商业名义去谈判和付款。 徐增平听完，眉头微皱，但没马上拒绝。他问：“这船现在什么状况？乌克兰那边开价多少？有没有附加条件？”贺鹏飞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递过去，包括造船厂的评估报告、乌方的出售意向书，以及初步谈妥的价格——1800万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对民营企业来说不是小数目，而且后续拖船、改装、运输的费用更高。 徐增平沉默了一会儿，他在心里快速计算风险和收益。买航母不是普通买卖，一旦被某些国家盯上，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影响他在香港和其他国家的生意。可他也清楚，中国海军太需要这样的平台了，如果能成功买回来，对国家是巨大的贡献，对自己的声誉也是极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和贺鹏飞的交情，让他相信这不是一时冲动的投资。 “行，我干。”徐增平最终拍了板，“但你得答应我，全程保密，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我的身份和资金用途。”贺鹏飞重重地握住他的手，说：“老徐，国家不会忘了你。” 接下来的几个月，徐增平以“海上赌场”项目的名义，和乌克兰方面展开谈判。他组建了一个团队，包括船舶专家、法律顾问和翻译，多次飞往黑海沿岸，实地考察“瓦良格”号的状况。乌方起初担心买家资质，徐增平便提供了详细的公司资料和银行担保，还邀请他们到香港考察，证明自己有实力完成交易。 1998年4月，双方正式签署购买合同。徐增平的公司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并开始办理出口和运输手续。可问题很快出现——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施压，要求乌克兰拆除航母的关键设备，甚至一度传出交易可能被取消的消息。徐增平一边稳住乌方，一边通过私人渠道向国内汇报进展，请求外交支持。 贺鹏飞在这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在军方的关系，协调各部门加快审批流程，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表明这是中国民间企业的合法商业行为。经过多方博弈，“瓦良格”号最终在2000年启程运往中国，虽然途中被土耳其拦截一年多，但最终还是在2002年抵达大连港。 回国后，徐增平的投入远超预期，除了购船款，他还承担了数千万元的拖航和滞港费用。有人问他后悔吗，他笑着说：“钱没了可以再赚，可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贺鹏飞则在2001年因病去世，没能亲眼看到“瓦良格”号改造成“辽宁舰”的那一天。 “瓦良格”号的引进，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航母平台，还带动了国内船舶工业的技术升级。徐增平的名字，也因此被写入了中国航母发展史。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贺鹏飞当年那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这段往事，既是两位爱国人士的默契合作，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民间力量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典型案例。它让人看到，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有一些人愿意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资源和智慧，去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