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大博士王永强携妻子移民美国，此后20年未曾回国与家人联系，其母亲病危后，在镜头面前含泪呼喊：“强强，回家吧，妈想你，”想要再见儿子一面，可王永强却只回应了七个字…… 这七个字，是“我不想回，别再找我”。没有温度，没有商量的余地，像一扇关得死死的门，把二十年的亲情全挡在了外面。消息传开，网上炸开了锅，有人骂他冷血，有人说他白眼狼，可真要弄明白这事儿，得先看看他当年走的时候，到底带着多大的委屈。 王永强是1960年代出生在江苏常州的农村，家里穷得连电灯都舍不得用，他打小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割稻子、挑水、喂猪，样样都干。但他脑子活，学习特别好，1980年考上北大化学系，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后来还读了博士，留校当老师。那时候，他是父母的骄傲，邻居们茶余饭后都要提一嘴“老王家出了个北大的博士”，他妈逢人就说“我儿子以后要当大科学家”。 可到了1990年代，他的日子开始拧巴起来。他研究的是有机合成，想做点有用的东西，可学校里经费少，设备破，实验室连台像样的色谱仪都没有，他申请的项目总被卡，工资也就够自己花，想接济家里根本不可能。更让他窝火的是，他评职称时，因为没发够核心期刊论文，被一个比他晚进校的同事压了一头，领导还说“你性格太直，不适合当领导”。 1998年，他跟同校教英语的妻子商量，说想去美国读博士后，换个环境。妻子其实不想去，她觉得国内虽然苦，但熟人多，可她拗不过王永强——他天天晚上翻国外的学术网站，眼睛里都是光，说“美国有最好的实验室，我能做出真正的成果”。1999年，他们办了签证，走的时候，他妈把攒了五年的鸡蛋钱塞给他，说“到了那边，别省着花，要是想家，就回来”。 刚到美国的前三年，他确实拼了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他每天从早8点待到晚10点，做实验、写论文，终于在2002年发了篇《科学》杂志的论文，还拿到了绿卡。可接下来，压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他得养家，妻子没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兼职家教，孩子要上小学，学费贵得吓人。他找了份企业的工作，做药物研发，虽然收入高，但每天对着仪器和数据，连跟人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这时候，他跟家里的联系慢慢少了。一开始，他还会给妈寄点美元，可妈总说“我不要钱，我要你声音”；后来，他忙得连电话都忘了打，妈打过来，他要么在实验室，要么在开会，接起来就说“妈，我正忙着，回头打给你”，可这一回头，就是几个月。2005年，他爸去世，他没回来，只寄了笔钱，妈在电话里哭着说“你爸走的时候，还喊着你的名字”，他握着话筒，手在抖，可还是说“妈，我这边项目走不开”。 2010年以后，他的情况更稳了，可心里的结越系越紧。他不是不想家，是怕面对。他想起小时候，自己考了满分，妈把试卷贴在墙上，逢人就说“我儿子厉害”；想起自己上大学时，妈送他到车站，把煮好的鸡蛋塞进他包里，说“别饿着”；想起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给妈买了件新衣服，妈穿在身上，转了个圈，说“我儿子买的，就是好看”。可现在，他给妈买得起别墅，却没时间陪她吃顿热饭；能给妈寄一万美元，却没勇气听她哭着说“我想你”。 他试过给妈打电话，可每次接通，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妈会问“最近吃得好吗？”“天凉了，记得加衣服”，他只会说“好”“知道了”，然后就挂了。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怕妈听出他的愧疚，更怕自己忍不住说“妈，我想回家”，可他知道，回家不是坐飞机那么简单——他得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妈的失望，面对那些没说出口的“对不起”。 2019年，妈查出来肺癌晚期，躺在病床上，还攥着他的照片。亲戚们把他的联系方式找出来，给妈录了视频，妈看着屏幕里的他，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说“强强，妈不怪你，就是想再看你一眼，你要是忙，就打个电话，妈等着”。 可他还是没接电话，直到亲戚把视频传到网上，他才看到。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看了三遍，每看一遍，就抽一根烟，烟灰落了一地，他也没察觉。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绝情？他说“我不是不孝，是我没脸见她”。他不是没想过回家，是怕回家后，妈会问“你当年说要做大科学家，做到了吗？”，他答不上来；怕妈会摸他的脸，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他不知道怎么解释；更怕妈会说“你爸走的时候，我一个人，你都不回来”，他怕自己会崩溃。 其实，他不是没感情，是把感情藏得太深，深到连自己都骗了。他以为躲得远远的，就能不用面对，可没想到，最疼的还是妈。他妈到死都没等到他，临终前还攥着他的照片，嘴里念叨着“强强，回家”。 这事儿不是个例，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痛。他们为了理想出去，可到了国外，才发现现实比理想骨感，想回去，又怕没面子，于是就耗着，耗到亲情没了，耗到自己成了陌生人。可亲情这东西，经不起耗，你今天躲，明天躲，等你想回头的时候，可能就没机会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