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亲自将一位上将人选划去，只因评价其骄傲自满，最终只授中将！
1954年秋，志愿军总医院的走廊里传出一句玩笑声：“老王，还想不想回前线？”王建安笑而不答，抬手捂住胸口，顽疾让这位在山东横扫敌军的指挥员暂时离开了炮火。不到一年，他就迎来一件大事——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
授衔之前，中央专门成立评衔委员会，功劳簿、健康表、群众口碑，全部摆在档案袋里。绝大多数人的军衔在军委内部讨论时就能敲定，王建安却出了“岔子”。起初，拟定的是上将，但当名单交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在他的名字旁写下四个字：“骄傲自满”，并把军衔划到中将一栏。

消息传来，总部里窃窃私语：这位在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打下“旋风王”名号的人，为何突然被降了档？有人揣测是因1952年上甘岭后期他因病回国，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更早的“许世友事件”。
事情要追溯到1947年鲁南会战前后。华东局调许世友到山东，名义上归第八纵队指挥。许世友性子烈，提议分兵游击；王建安坚持主力决战，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王把意见和电报一并上报中央，中央批示：以统一指挥为重。许世友挨了批评，两人从此埋下梁子。老兵常说：“枪林弹雨一过，面子账最难算。”这桩公事，被好事者拿来当降衔理由，倒也顺理成章。
实际情况更复杂。王建安出生于1908年湖北黄安，少年给地主放牛时偷偷抄《三国》，倔强得很。后来混迹吴佩孚部队两年，见识枪杀、抽粮、勒索，终于决心另找出路。回乡组织暴动、参加赤卫队、长征、东进山东，每一步都立了军功，也积攒了“说一不二”的脾气。打仗时有魄力，撤退时也敢顶撞上级。久而久之，“骄气”两个字在档案里留了印。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授衔仪式庄重开场。王建安肩章上是两星一杠，站在中将列队最前。他神情平静，没向左右多看一眼。司号吹起《检阅进行曲》，掌声盖过了窃语。后来有人问起感受，他只回了四个字：“听组织的。”
授衔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年底复盘时，军委发现王建安所在部队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立案功勋极高，且他本人在病愈后主动要求再上高原帮助建设炮兵学校，态度谦和。总政治部写了长达八页的综合意见，交中央复议。1956年8月，中央决定单独补授上将。补授文件只有一句附注：“作风已有转变，可资激励。”

补授那天没举行典礼，警卫员跑到炮校把证书送到教员宿舍。王建安接过，看一眼，折好放进抽屉。“咱们还是把火炮拆了再上课吧。”他朝学员说，仿佛刚收下一张请假条。晚饭时，伙房蒸高粱米，他照样打满一铝饭盒，没有加菜。
时间快进到1979年，中央顾问团赴滇南考察。地方准备长街宴迎接，王建安一看菜单，直接划掉山珍海味：“乡亲们刚种上水稻，全省还在抓基建，不能铺张。”主人恭敬地问“那吃什么？”，他摆摆手：“野菜、咸肉，够了。”从此云南干部会议间流传一句话——“老王一碗稀饭，省下十桌排场。”

1980年3月26日清晨，昆明军区医院熬夜的护士看到心电监护仪曲线归零。安保处报到北京，总政指示：按副大军区以上规格安葬，但丧事从简。灵车驶出医院院子，一路无鼓乐、无花圈，只有午后易武的微风。
翻阅王建安几十万字的自传草稿，“骄傲自满”四字出现过一次，他旁批一行小字：“是，曾经有过，不可再犯。”纸面已经泛黄。从湖北黄安的一头耕牛，到山东前线的“旋风王”，再到云南山间的简朴顾问，历史档案里留下的，不止战功，也有性格脊梁。荣誉会调整，批评也会保存，这恰恰构成了共和国授衔史最真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