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为了营救牛兰，由宋庆龄、蔡元培出面，在上海成立了民权保证同盟。具体执行者主要是杨杏佛。此后不久，杨杏佛来到北平，在北平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胡适担任会长。北平分会成立后，按照决议，杨杏佛对北平监狱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据1933年2月22日胡适给《字林西报》的信披露：

同盟于一月三十日方才成立，组织一个委员会视察监狱一事是当天晚上七时才作决定的。杨铨先生随即于当夜十一时去见了少帅，获得允许于次日视察监狱。因此，这次视察一如这一类视察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

“杨铨”即杨杏佛。1933年1月31日，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位民权保障同盟委员会的委员，在张学良军分会秘书王卓然的带领下，参观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并且跟监狱中的犯人有过详细谈话。谈话内容，1933年2月4日胡适给蔡元培、林语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他们（按：即监狱中的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死刑吊打，……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者，是曾做过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都(?)已决犯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与胡适所说相印证，杨杏佛也见到了刘质文，并跟他说：“我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陪同他们前去的王卓然也用英文对他说了几句话，表示会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胡适面前，王卓然表示改善政治犯的生活，他确实言而有信，很快，刘质文在狱中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过了一段时间，刘质文出狱了。

刘质文的人权得到了应有的保障，胡适却因为不赞同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主张，在宋庆龄与鲁迅的提议下，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了。也就是说，努力救人的是胡适，救人之后被开除的也是胡适。

开除也就罢了，宋庆龄写文章批评胡适，文中塑造了一个“胆小懦弱”的胡适形象。1933年3月，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写道：

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

更有意思的是，被营救的刘质文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全部文字都在感激宋庆龄，完全忽略了胡适的贡献。刘质文可能完全不知道，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证同盟，主要是为了营救苏联间谍牛兰而不是他。为了营救牛兰，宋庆龄甚至带话给蒋介石，愿意用身陷苏联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刘质文之所以被营救出狱，主要源于胡适与杨杏佛的努力。刘质文绝非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主要还是因为胡适在那个年代不受待见，人们“谈胡色变”。对刘质文的境遇，想必丁玲一定会有“同情之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