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素有“三屠”之说：袁世凯主政山东时剿杀拳民酷烈，人称“民屠”；张之洞兴办新学裁汰旧儒，被唤作“士屠”；而岑春煊的“官屠”名号，最是让天下贪官污吏闻之色变。
岑春煊这个震慑朝野的名号，主要是靠他两度入粤主政期间，以一场场凌厉决绝的反腐风暴实打实打出来的。

光绪二十四年，37岁的岑春煊初任广东布政使，甫一到任便接到商民联名控告，直指候补道员王存善贪赃枉法、鱼肉乡里。
王存善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心腹，执掌厘金局不过五六年便敛财数百万，在广州城广置产业，有“王半城”的绰号，仗着总督撑腰，历任布政使无人敢动。
岑春煊查实证据后，当即下令撤去王存善职务，亲自登门找谭钟麟禀报案情，要求彻查到底。谭钟麟听罢勃然大怒，拍案时力道之猛，连鼻梁上的眼镜都震落在地摔得粉碎。
岑春煊分毫不让，当场将自己的乌纱帽掼在案上，厉声回道：“大帅若执意偏袒亲信，尽管上奏参我诬陷，朝廷自有公论！”说罢拂袖而去。
此事很快传遍广州城，数千商民自发聚集在布政使衙门前声援岑春煊，最终清廷虽为平息督抚之争将岑春煊调任甘肃，却也下旨查实谭钟麟、王存善营私舞弊情实，二人双双被革职。
以布政使之身弹劾扳倒总督，在清代两百余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岑春煊“官屠”的名号自此传遍朝野。

庚子勤王之后，岑春煊深得慈禧信任，光绪二十九年升任两广总督，手中权柄更重，反腐的锋芒也愈发逼人。
他上任不久便盯上了南海知县裴景福，这位进士出身的地方官，仅查实的贪污受贿数额就高达二十四万余银元。
岑春煊先将裴景福革职看管，勒令其全额退赃，裴景福先后缴出七万多两白银及各类财物抵赃，见岑春煊毫无宽宥之意，竟趁夜潜逃至葡萄牙管控的澳门，妄图借租界之地逃脱制裁。
见裴景福潜逃，岑春煊先派官员赴澳门交涉引渡，遭到葡萄牙当局拒绝，他当即调派数艘军舰驶至澳门外海，明言若不交出逃犯，清军便直接登岸缉拿。
此事轰动港澳，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葡萄牙当局一度向清廷提出外交抗议，朝中也有人劝岑春煊不必为一个知县引发外事纠纷。可岑春煊寸步不让，硬是以强硬姿态逼得葡萄牙当局妥协，最终将裴景福引渡回国，发配新疆充军。
这是晚清少有的成功跨境追逃贪官案例，后来还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化用写入书中。

除了地方州县官员，岑春煊的刀也砍向了粤海关这处晚清官场公认的肥缺。
当时管库书办周荣曜人称“周老十”，虽只是低级吏员，却靠着职权侵吞公款两百多万两，更以重金贿赂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谋得了出使比利时的三品京官任命，眼看就要洗白身份出洋赴任。岑春煊查明底细后，直接上奏弹劾，要求撤销周荣曜的出使任命，革职查抄家产。
当朝第一权贵奕劻，竟因忌惮岑春煊的刚直与他手中握着实据，全程不敢出面说一句情，最终清廷下旨革去周荣曜所有职务，查抄全部家产抵充关税，这场小官巨贪的闹剧就此落幕，却也让岑春煊与中枢最核心的权贵集团结下了难解的仇怨。

岑春煊督粤三年间，累计弹劾罢免贪官庸吏一千四百余人，上至巡抚、总兵，下至典史、差役，无一幸免。
当时广东官场人人自危，不少官员为避其锋芒主动辞官远走，“谈岑色变”成了两广官场最真实的写照。只是这场震动朝野的反腐风暴，也为岑春煊日后的仕途倾覆埋下了伏笔。他在广东连根拔起的不只是一个个贪官，更是从地方到中枢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从地方缙绅到当朝亲王，无数既得利益者都将他视作眼中钉。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爆发，岑春煊被召入京，意图联合军机大臣瞿鸿禨整肃朝纲、扳倒庆亲王与袁世凯势力，将他在广东的反腐方略推行至全国。
然而早已蓄势的庆、袁集团抢先出手，授意下属用暗房技术伪造岑春煊与维新党人梁启超的合影，诬指其私通乱党、图谋翻案，精准戳中了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的忌惮心结。
短短数月，这场晚清最后一次大规模朝堂党争便以瞿、岑一派彻底落败告终，岑春煊被开缺免职，黯然退出权力中枢，半生宦海声望就此跌入谷底。
终其一生，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始终与广东的反腐深度绑定。他以个人强权威压贪腐，在晚清吏治全面崩坏的末世里留下了难得的一抹亮色，却也因刚直凌厉的作风站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对立面。他的命运起落，很残酷地印证了一点——在腐朽的体制之内，仅凭一人之力的反腐终究难以为继，刚直者最终往往要为整个体系的沉疴付出仕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