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珊瑚坝机场登机时，曾极度犹疑。
据当时随行的汪系骨干成员回忆，汪在机舱内反复念叨“这一步跨出去，千秋万世骂名是背定了”，陈璧君坐在一旁，冷冷掷下一句：“你若不离开，千秋万世连个骂名都留不下，不过是老蒋终身监禁的一个囚徒罢了。”
汪精卫闻言，长叹一声，不再言语，飞机升空，航向昆明。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巨富华侨家庭。1908年，汪精卫以同盟会评议员身份赴南洋募款，在槟城发表演说，陈璧君时为当地小学教员，年方十七，当场被汪的仪容与口才慑服。她退掉父母定下的婚事，追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开始以几近偏执的方式追求汪精卫。
汪起初以“革命不成功不言家室”推拒，但陈璧君锲而不舍，甚至表示愿意一同赴死。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陈璧君在狱外奔走呼号，尝试购买炸药劫狱，又辗转寄信激励，其中一信只写“忍死须臾”四字。
汪精卫在狱中大为感动，于供词之外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并在心中默许了这段婚姻。
辛亥革命后汪出狱，两人正式成婚。
从这一起点即可看出，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夫唱妇随，而是一场女追男、以极端情感与行动为驱动的结合。汪精卫性格中多愁善感、优柔反复的一面，恰好撞上了陈璧君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愎。
婚后数十年间，陈璧君以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政治顾问和生活主宰三重身份，将触角伸入他几乎全部决策环节。
汪伪政权核心人物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直言：“汪先生没有陈璧君，不能成为大汉奸；陈璧君没有汪先生，也不能成为女汉奸。然而汪先生之出走、组府，乃至一切重大决定，几无不出于璧君之逼迫。”
陈公博在战后法庭自白书中也供称：“汪先生一生，事无大小，悉决于陈璧君。其出走重庆，汪夫人主张最力。”
周佛海的日记中则留下了大量难堪场景。例如1939年5月某日，周佛海往汪寓所商谈与日方条件，汪精卫略有迟疑，陈璧君当场把电报摔在桌上，厉声斥道：“到这种时候你还三心二意，难道要等日本人把枪抵在你头上才签字吗？”
周佛海在日记里写：“见汪先生受窘于妇人，默然不敢答，殊堪同情，然亦无可如何。”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主和的小圈子，即所谓“低调俱乐部”，其核心成员中，陈璧君的作用远比外界想象的要直接和关键。
高宗武奉汪命秘密赴日试探媾和条件，每次回来后，除了向汪本人汇报，必须向陈璧君再做详细说明。高宗武在战后回忆录《日本真相》中披露：“汪先生有时尚对日方诚意表示怀疑，璧君女士则极力主张对方确具决心，不可错过机会。”
1938年12月初，当梅思平将日方“重光堂密约”条件带回重庆时，汪精卫尚在反复权衡，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说：“难道你想做第二个李陵，留在这里等蒋介石把你交出去吗？”就是这句话，刺中了汪精卫对国内政局最深的恐惧与不甘。

河内高朗街刺杀案，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枪击过后，汪精卫精神濒临崩溃，一度对出走全盘动摇。汪曾询问身边人有无重返重庆的可能，陈璧君勃然作色：“你现在回去，蒋介石能饶了你？就算他表面上不杀你，也会把你关到死。我们既然已经走出来，只有一条路走到头。你要是怕，我一个人去上海见日本人。”
随后，她亲自参与与影佐祯昭的密谈，敲定汪赴沪组建伪政权的安排。期间汪精卫还试图在条件上讨价还价，陈璧君直接对日方代表说：“条件可以慢慢谈，关键是先让汪先生出来主持和平，不然一切免谈。”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陈璧君女士在会谈中发言滔滔，其强硬决断之态度，反令日方代表感到不知所措。”

汪伪政权开张后，陈璧君自任“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把持广东地盘。她安插亲信，把民生物资攥在手里，甚至连日军配给广东的特供物资都敢截留倒卖。汪伪官员私下称她“老板娘”乃至“慈禧”，汪精卫并非不知，却始终没有，也无法加以约束。金雄白记录过一个细节：一次行政会议，汪精卫对广东省府的一项人事任命略表不同意见，陈璧君径直走入会场，指着他说：“这件事我已定好了，你不必再管。”汪精卫面色赤红，对与会者说：“就这样吧。”众人噤若寒蝉。
当时的舆论界，早已将矛头直指陈璧君。
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4月刊发社论，痛斥“汪逆之妻陈璧君，悍泼成性，同恶相济，实为此次叛国祸首之一”。
国民党内元老吴稚晖更在给友人的信中冷嘲：“精卫一生，受累于妻。璧君之意志，即为精卫之意志。”
即便在汪伪内部，陈璧君也遭到普遍忌惮。陶希圣逃回重庆后，曾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专门提及：“汪先生非不知和议之害，然妻言在耳，终不能自拔。”而蒋介石本人日记中，亦曾以“泼妇”呼之，并批注：“汪逆一生，断送于妇人之手。”
后世史家沿着这些第一手记载，对陈璧君的评判，更为严酷尖锐。
唐德刚在论及汪精卫叛国时说过一句极具概括性的话：“没有陈璧君，汪精卫不过是一个善变的政客，断不至于沦为民族巨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