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头下葬的第二天，邻居推开他家的防盗门去帮忙收拾。一眼扫过去，那个攒了一辈子邮票的生锈铁盒，底朝天敞着，里面空空如也。
但旁边的床头柜上，却整整齐齐压着一千块钱现金，底下垫着一张撕下来的半截纸条：“给老头买纸烧”。
就在前一天下午，照顾了老周头五年的保姆吴姐，刚刚拖着个红白条纹的编织袋在路边上了车。接她的是个开老款别克的陌生老头，看年纪也得七十好几了。拉开车门，上车，关门，吴姐一次头都没有回。
老周头八十多岁，是个离休干部，每个月退休金一万二。老伴走了三年，亲生儿子在国外压根不照面。四十八岁的吴姐刚来时，皮肤白净，说话轻声细语，每天就是拎着布袋子买菜做饭。转折点发生在那次老周头前列腺做手术。
在医院那半个月，吴姐白天黑夜守在床边，接尿倒尿，翻身擦背。隔壁床的老头盯着看，都以为这是亲生闺女。出院回到家，这门里的规矩就变了。
有次邻居端着盘刚出锅的饺子去敲门，防盗门没关严缝，直接听见老周头在屋里喊：“小吴你上来吧，地上凉。”
从那以后，老周头那一万二的工资卡，彻底攥在了吴姐手里。买菜不问价，出门形影不离。吴姐爱吃带壳的榴莲，一百多一个，隔两三天水果店的小哥就哼哧哼哧往楼上扛。楼道里常年飘着那股冲鼻子的味儿。院里的老太太们聚在树荫底下撇着嘴，盯着那扇门，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一年十来万，十年连人带车都搭进去了，这不就是图钱？”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老周头人生最后那两年，彻底瘫在床上，吃喝拉撒全在这个屋里。国外回来的儿媳妇推开卧室门，手直接捂在了鼻子上，站了没两分钟就转身跨去了阳台。
但吴姐没走。一天三遍地烧热水，拧干毛巾，一点点擦洗。老周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身上清清爽爽，连一丝异味都没有。后来隔壁病房的陪护悄悄往外传，老头弥留那几天，嘴里含糊不清吐出来的，压根不是他儿子的名字，而是小吴。
拿走了一辈子的积蓄，却端屎端尿送终到老；连头都不回地坐上了另一个老头的别克车，却又在空铁盒旁留下一千块钱的体面。
床头柜上那一千块钱到现在都没人动。你说，这到底是一场逢场作戏的明码标价，还是一段各取所需的人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