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税警总团长黄杰请张佛千帮忙，说：“我的六个团，有两个团长不大服管，一个是孙立人，另一个是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你帮我做做工作。”
1936年，黄杰接手税警总团不久，便发现自己坐的并不是一把舒服椅子。
这支部队挂着“税警”的名号，听起来像是查走私、守盐场的地方武装，实际上却拥有六个步兵团，还有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直属单位。它的装备、军饷和人员素质，在当时都算相当不错。
可部队越精锐，内部越难简单摆平。
税警总团长期由财政系统出钱，早期军官中有不少留美人员，训练方式与普通部队不同。黄杰则是黄埔一期出身，从正规陆军第二师调来，讲究上下有序、统一调动。两套班底碰到一起，表面上都穿军装，心里的规矩却不完全一样。
黄杰真正头疼的，也不是有人当面拍桌子、拒绝命令。孙立人和何绍周都不是这种莽撞人物。他们的问题，是各有一套让自己站得住脚的资本，黄杰若只靠总团长的军衔压人，未必能收到好效果。
孙立人的资本，是本事。
他先在清华读书，后来赴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工程，又进入弗吉尼亚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回国以后，他进入税警总团，掌握第四团。此人不爱应酬，也不擅长在长官面前说漂亮话，可一谈到练兵，他有自己的整套办法。
普通操练常看队列是否整齐、口号是否响亮，孙立人关心的却是士兵跑不跑得动、枪打得准不准、夜间能不能辨别方向，军官离开口令以后还能不能独立处置。
他把体能、射击、战术动作和野外训练连在一起，要求官兵把每个动作练到接近实战。第四团训练强度大，规矩也细，许多做法与全总团的统一安排并不完全合拍。
黄杰下达命令，孙立人并非公开拒绝，但遇到他认为不合理的内容，执行时往往会按自己的想法调整。站在孙立人的角度，他是在保护部队战斗力；站在黄杰的位置，这就是下级对统一指挥有所保留。
何绍周让黄杰为难的原因完全不同。
他与黄杰一样出身黄埔一期，又曾赴日本学习军事，更重要的是，他是何应钦的侄子。在当时的军界，能力、资历和人际关系常常缠在一起。何绍周背后的影响，黄杰不可能装作看不见。
对孙立人，黄杰担心管得太死，毁掉一名会练兵的军官；对何绍周，他担心话说得太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内部矛盾扩大到总团之外。
一个靠专业能力形成威望，一个靠资历和关系拥有底气。偏偏两人都不是黄杰原来的老部下。
这才是黄杰请张佛千出面的真正原因。
张佛千是报人，熟悉军政圈中的人物，也懂得如何给双方留面子。军队里有些话，上级直接讲，容易变成训斥；由共同熟悉的人从中转达，反而能让人听进去。
黄杰所谓“做做工作”，并不是让张佛千替自己拔掉两个团长，而是希望他把一层意思讲明白：练兵方式可以不同，个人脾气也可以保留，但六个团不能变成六套互不相干的系统。
孙立人需要明白，再先进的训练也离不开统一的补给、调动和战场协同。一个团练得再强，若与左右部队接不上，到了战场照样可能陷入孤立。
何绍周同样需要明白，家族关系能够带来职位，却不能代替指挥责任。平时可以讲情面，枪炮一响，一个环节不听调度，受损的不会只是某位长官的面子，而是整支部队。
黄杰后来并没有强行改变孙立人的练兵办法。第四团仍保持较强的训练自主性，孙立人也逐渐进入统一指挥体系。至于何绍周，随着税警总团调整编制，他后来担任副总团长兼第一支队司令，统辖第一、第二、第三团。
这种安排很有意思。
黄杰没有把两个人简单赶走，也没有为了维持表面和气而完全放任。他把不同的人放到不同位置上，用职责重新划定边界。能练兵的，继续抓部队；有资历和影响的，就让他承担更明确的指挥责任。
一年后，全面抗战爆发，这套刚刚磨合起来的指挥体系，很快被拉上淞沪战场。
税警总团先后参加蕴藻浜、大场和苏州河一带的战斗，伤亡很大。孙立人的第四团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他本人在前沿指挥时被炮弹炸伤，身中多块弹片，一度伤势严重。
战场没有彻底消除军官之间的差异，却把问题变得简单了：平日争论的是训练方法和上下级面子，到了阵地上，看的就是部队能不能守住、命令能不能传到、伤亡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组织战斗。
回过头看，黄杰当年的求助，谈不上软弱。
他面对的不是两个普通团长，而是三种力量同时挤在一支部队里：总团长手中的正式权力、孙立人依靠专业能力建立的威信，以及何绍周背后的人脉和资历。
光靠处分，可能把人才推远；一味迁就，又会让指挥系统失去作用。黄杰选择找人转圜，再调整职权，目的不是让所有人性格相同，而是让他们在同一套命令下做事。
这件事真正值得注意的，也不是谁最后服了谁。
一支部队能否形成战斗力，既要容得下有主见的人，也必须让任何人的主见都不能越过组织边界。孙立人的才干后来在战场上得到证明，何绍周也在此后的抗战中承担过重要作战任务。黄杰当时要解决的，正是如何在大战来临前，把这些互不相同的人暂时拧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