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终于对美“幻灭”？印国内“去美国化”战略大辩论来袭

本文共8618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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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皮蒙·雅各布

编译 |张谦和

编译审核| 刘星君

本期编辑|宋可馨本期审核 | 朱依林

编者按

印美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急转直下，引发印度战略界焦虑，同时也促使其重新思考过往对外战略。哈皮蒙此文正是其中代表。正如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此文将“印度私下悄声讨论的话题摆上台面”。文章先从印巴美三角关系出发，指出当前美巴关系升温，虽在情感上刺痛印度，却不会带来结构性影响，因为印度对巴政策出于印度自身需要和判断，并不因美国意志而改变。然而，在对印度更为重要的对华战略上，印度却长期将自身与美国锚定。这一锚定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作者指出，美印关系并非所谓“天然同盟”，而是围绕中国问题、印度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贸易扩张和侨民政治所形成的战略趋同，其中共同应对中国更是关键核心。然而，随着美国对印度更加交易化、对巴基斯坦重新示好、侨民作用受限，以及美国主导秩序自身动摇，美国能为印度带来的效用正在减少，问题却在增加。印度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引入分量近似的“美国问题”。更关键的是，印度若要实现自立自主，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就离不开能力建设；然而，多年来的印美趋同，使印度产生了一种仿佛美国能力就是自身能力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反过来又阻碍印度致力于自我提升。正因如此，印度应探索大战略“去美国化”，真正以自身利益为基础构建对华、对美战略。以中国视角看，哈皮蒙此文已属后知后觉。中国学界很早就指出，印度过度对美贴靠、充当反华马前卒，终将损害印度自身利益。即便如此，此文在印度战略界仍属登高一呼，隐隐有引发新一轮印度战略大辩论之势，或有望在未来推动重塑印度战略逻辑。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 TRT World

新德里的战略圈，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焦虑讨论美国。即便那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美国大使不断释放魅力攻势，挂着亲切笑容，还尝试吃多萨饼，这种焦虑也难以消除。在唐纳德·特朗普当总统的日子里，每天早晨都会有新的不安信号出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会传导到新德里。眼下，这种焦虑大多与巴基斯坦相关，因为华盛顿再次向“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巴基斯坦陆军总部所在地，代之巴军方）示好。访问、赞扬、高层接触，以及巴基斯坦军方这个印度花了二十年试图孤立的政治力量正被美国逐步“平反”，这一幕幕足以刺痛新德里较为敏感的人。新德里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谈论夏巴兹·谢里夫总理在华盛顿与德黑兰和平协议上签字一事，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而是因为它难以启齿。

一、美国的巨大背叛

不妨就用“背叛”一词吧。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损害印度利益、伤害印度自尊、冒犯印度人民的频率，超过人们记忆中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重新亲近巴基斯坦，就像是你认的朋友往你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这种苦涩可以理解，但在我看来，不少人抱怨错了方向。

说句公道话，我们确实因美巴关系感到不适，这种背叛感真实存在。然而，这种伤害更多是声誉性和政治性，而非结构性的，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性后果。巴基斯坦像过去一样，利用一次罕见的外交契机自我粉饰。但这些举措对南亚地区实际权力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行动，印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印度人以前不止一次看过类似景象：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是前线国家，是华盛顿支持阿富汗圣战的通道；普雷斯勒修正案（美国1985年通过的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证明巴基斯坦没有核爆炸装置，否则美国将中止对巴援助）时期，美国对巴制裁时断时续；2001年之后，巴基斯坦又几乎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反恐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对象，并由此重获接纳。

事实上，巴基斯坦、美国与印度之间这场故弄玄虚的游戏早在1971年12月，那艘臭名昭著、如今已经退役的“企业号”航母驶向我们的时候（美军干预第三次印巴战争），就已开始。每一次，华盛顿对拉瓦尔品第的偏爱都会考验我们的神经；每一次，我们也都保持了自身政策完整性。我们知道美国的“巴基斯坦剧本”，也知道如何在美巴暧昧关系影响下与之共处，毕竟美巴两国不过各取所需，绝非真正盟友。

即便是美巴关系最好的“糟糕年代”，我们也能安然度过，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的巴基斯坦政策从未美国化，从未依赖华盛顿。它由国内所有、由国内驱动，也自然具有国内政治属性。华盛顿无法规定，华盛顿也无权修改。当美国人接近巴基斯坦时，我们承受代价并继续前行，受伤的不过只是舒适感和自尊心，而这并非无法克服。这正是我们处理巴基斯坦问题时一种被严重低估的力量：尽管华盛顿多数时候偏向巴基斯坦而非印度，但它从来不是印度巴基斯坦政策的根本。

因此，美国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情绪摇摆，包括特朗普的摇摆，都是一个已有答案的老问题。如果你还愿意继续读下去，请记住这一点，因为它是理解下文一切的关键，尽管本文并不是关于巴基斯坦的文章。

二、一种诞生于威胁、

制裁与焦虑的关系

今天，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以及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塑造印度对华政策的地缘政治架构。中国是印度的主要矛盾：它既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近邻，更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应的问题。

不过，要理解中国故事，我们首先必须追溯并理解当代印度的美国故事。

新德里与华盛顿彼此接近，既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也并非一段愉快的合作历程。相反，它诞生于焦虑、不安全感和对孤立的恐惧，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本世纪初美国的压力。对我们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深感不安的十年。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苏联这个为我们的安全背书、补充我们国防库存、并让我们感到自己是重要全球大国的庇护者。此外，我们接近破产，一度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外汇储备只够支付几周进口，黄金被抵押以获得紧急贷款，危机迫使一个封闭了四十年的经济体打开大门。我们需要西方投资、技术和市场准入，这关乎生存，而非偏好。但华盛顿更感兴趣的是规训印度，而不是接触。

印度是一个依赖秩序的国家。我们崛起于稳定的国际秩序，而且仍在其中崛起，美国曾是这一秩序的基石。

也正是在那些我们因形势所迫转向西方的那些年，华盛顿方面对我们的施压最为猛烈，影响也最为深远。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核武器——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上述若干对印度而言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告诉印度该如何如何。美国因此成了印度几乎无力忽视的不速之客。

1998年印度核试验引发美国制裁，并带来新一轮孤立。然而，它们也迫使印度与华盛顿展开更深层接触，最终拆除了印度所谓的“核种族隔离”，并将印度带入全球核主流。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留在这段关系中的理由已经超越解除制裁本身，并固化为一种更结构性、更广泛的东西。经济自由化进一步把我们拉向西方资本和技术，因为这些东西别处无法提供。与此同时，苏联解体暴露出印度在国防和技术上近乎完全依赖俄罗斯。

而中国问题，则是那个把新德里和华盛顿拉到一起的巨大压力点。数字令人清醒：2001年印度GDP约为4850亿美元，而中国为1.34万亿美元。彼时中国才刚开始让两国感到不安，但即便如此，也足以把印度拉入美国轨道。正如拉贾·莫汉所说，印度已经决定“越过卢比孔河”（凯撒于公元前49年率军越过卢比孔河公开发动内战，这里指印度作出不可逆转的重大决定）。

此后，两国走近迅速推进。纸面上，美印联盟从来没存在过，也许我们也并不需要一个这样的联盟，但促使两国战略趋同的逻辑强大而真实。华盛顿在构建印太战略时考虑的是中国和印度；我们在构建对华政策时考虑的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项目自然对齐，却从未被正式宣布为超越伙伴关系的东西。于是，我们在地区力量平衡、印太架构、小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秩序总体形态等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以应对中国挑战，只是没有公开说出来。

这里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印美关系的形成，与其说是由温情塑造，不如说更多由威胁和压力塑造。第二，印美对中国这个第三方的焦虑，是让印美关系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这背后，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事实可以解释德里与华盛顿趋同的深度。印度是一个依赖秩序的国家。我们崛起于稳定的国际秩序，而且仍在其中崛起，美国曾是这一秩序的基石。这一秩序既给了我们稳定，也给了我们增长空间。核安排、美国资本与技术、开放的海上通道、平衡一个远比我们强大的对手的分量，这些都是美国主导秩序置于印度崛起之下的垫层。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崛起建立在它之上，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我们习惯了搭超级大国或美国主导体系的便车。

三、趋同与不趋同

我们关于战略自主的讨论，往往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让战略自主成为可能；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利用与美国的趋同来培育并实践战略自主。观察过去二十五年的模式，这一点会更加清晰。凡是涉及我们自己的周边和我们对世界的一般路径时，我们都拒绝听从美国建议：无论是巴基斯坦、阿富汗、恐怖主义、人权、民主推广，还是我们的国内政治。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看法行动。凡是涉及更广阔世界的战略形态时，我们则趋同：关于中国、南亚以外的地区力量平衡、印太以及印度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让一个更大的力量站在我们一边，用以抵消隔壁大国的负面影响，这合情合理。

我之所以反复讨论这一模式，是因为它说明了战略自主辩论倾向于忽视的一点。我们的麻烦从来不是缺乏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几十年来，即便我们的利益与美国分道扬镳，我们也一直在实践独立外交。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在关乎自家后院的问题上保留了自己的判断，却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借用了华盛顿的眼睛。我们并非像美国及其盟友那样主动寻求美国的见解，而是以具有共同利益的伙伴身份来借鉴其观点。这种借来的视野正逐渐失效；而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早已不同。

表1：美国与印度之间哪些趋同，哪些没有趋同

四、错置的假设

这种趋同以及随之舶来的世界观，建立在若干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正在一个接一个落空。如果真有人对此抱有过严肃信念，那么至少现在，美国会积极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大国这一假设，已备受质疑。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2026年3月在德里对听众表示，华盛顿不会在印度身上重复它认为自己曾在中国身上犯下的错误，即向一个终有一天会超过自己的竞争者开放市场。那种认为美国会因印美友好关系而抵制中国的想法已被彻底打破：华盛顿与北京的争端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充其量只是其附带产物的受益者。华盛顿在地区内威慑中国，是在帮助它自己，而不是帮助我们。

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趋同这一假设，一直被夸大。作为两个充满争议的民主国家，印度和美国经常围绕巴基斯坦问题、人权、人道主义干预、单边主义以及印度如何治理自身等问题交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接受了这种价值观上的分歧及其带来的种种论调，因为利益趋同仍然成立。如今，连这一点也成了问题。

还有一个假设是，美国五百万印度侨民会像一笔固定存款一样，让我们在每一次风暴中都可支取。这个假设越来越像一厢情愿。第一，侨民在好时候比坏时候更关心我们。换句话说，当双边关系良好时，印度侨民游说最积极；当关系恶化时，他们就安静下来。第二，印度国家从未能真正把侨民工具化，以服务战略目的。第三，侨民本身如今也陷入相当大的困境，即便愿意，也无力为我们做什么。今天看起来，印度国家为美国印度侨民所做的，似乎多于侨民为印度所做的。

表2：趋同背后的假设及其现状

五、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异

让我列出一个听起来可能令人不舒服的比较，请各位聚焦于核心要点而非表面矛盾。十年前，印度与中国及美国之间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所处的背景截然不同；如今，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今天，这一距离正在缩小。请看下表。

表3：印度当前同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叙事

尽管我对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感到担忧——你也应该如此——但我并不希望我们忽视一个根本现实。归根结底，中国是竞争者。它占据印度土地，横跨一条存在争议的边界并不时试探，为巴基斯坦提供武器与庇护，而巴基斯坦反过来攻击我们；将我们挤压在南亚地区；它确保我们无法成为全球治理核心机制的一部分，并耐心地将我们限制在南亚次大陆范围内，将其规模压缩至其认为合适的程度。它企图让我们陷入不安与动荡之中，且绝不寻求平等对话。然而，两国之间仍保持着庞大而稳固的贸易关系，双方都无意急于破坏这种合作关系。

美国本应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比：它应当是在重大问题上的伙伴，是资本、技术和合法性的来源，在危机时刻坚定支持我们，并引领我们登上全球决策的最高舞台。那么请看，如今这段关系正在发生什么。贸易这条腿陷入困难，货物和服务皆然。作为整段关系支柱的对华趋同正在接受审视。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分歧十分刺眼，因为华盛顿和北京都支持巴基斯坦，并都与拉瓦尔品第维持被用来针对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刻，两者中更热络的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而这更令我们不安。地区分歧正在加深，从孟加拉国到印度洋皆是如此。即便是曾展现真正良性协作的印太地区，其协调程度也远不如从前。当一方表现出兴趣而另一方漠不关心时，这种协同效应便会逐渐消退。

合在一起看，一个极不舒服的现实浮现出来，或许也是未来的阴影。假设美国放弃与印度战略趋同的逻辑，转而采取交易化姿态：关税、制裁、偶尔发表侮辱性言论、对印度劳动力更严格的签证制度、对德里的压力，以及武装我们的对手。那么，从功能性上看，中国和美国在印度眼中的区别就将缩小。一旦政策规划者和战略思想者开始这样思考，分歧理论就会成为一种政策选项。

如果自主性取决于能力，那么我们的自主性数十年来始终未能跟上我们的体量与雄心。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何我们从未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独自应对中国；而如果华盛顿提供的东西越来越交易化——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要替他人挑起这场争端？若深入思考这一逻辑，便会发现与北京达成务实合作的合理性所在——这种平衡状态下，我们应当主动管理与中国的关系，而非代表华盛顿或甚至代表自身与中国对抗。

我旨在探讨当前激励机制将导向何方，并非为印度推行去美国化的大战略指明具体方向。其核心启示很简单：我们必须摆脱对任何幕后支持者的依赖——无论这个支持者过去是苏联、现在是美国，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势力——来制定我们的战略决策。随着这种依赖关系日益减弱，将印度战略锚定于美国体系内的逻辑也愈发站不住脚。

从理论上讲，若将中国因素排除在外，华盛顿拉拢印度的动机就会减弱，新德里在应对地区问题时也需要外部制衡力量。事实上，既然无需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务，与华盛顿过于密切合作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会制造新的矛盾——这会让北京有理由将印度视为美国的附庸国而非独立国家。因此，当初促使印美利益趋同的中国因素，一旦消失，同样可能导致两国利益对立。

过去二十五年里反复出现的说法——印度和美国是“天然盟友”——其实是一句陈词滥调。在哪种意义上是天然盟友？又朝向什么目标？这段关系经常使用共同民主和共同价值的语言——其中很多内容双方其实并不同意——但其基础却是对中国的共同警惕态度。

让我更准确地说明实际支撑印美伙伴关系的支柱。在我看来，有四项因素是关键，按重要性递减排列。第一是中国。第二是印度希望被纳入全球秩序主流。第三是不断增长的贸易。最后是侨民。让我们快速展开。

中国一直是这段关系的基础，而出于前文已经说明的原因，这一基础正在变薄。第二根支柱是印度希望融入全球秩序。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摆脱孤立状态时，这一点至关重要；但对于早已部分融入全球秩序的国家而言，其对“门卫”（即协调机制）的需求远低于仍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华盛顿今天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二十年前所能提供的一小部分。面对根基不断动摇的国际秩序，我们真的还愿意如此费力地寻求融入吗？

贸易是第三根支柱，而在这里，与中国的比较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清醒。我们同中国的货物贸易与同美国的货物贸易相差不远。这动摇了“贸易使我们与华盛顿保持独特联系”的传统认知。即便是长期占据优势的服务贸易领域，如今也显得比过去几年更加不稳定。侨民是第四根支柱，而其战略效用一直被夸大：关系良好时，他们游说最积极；关系恶化时，他们就沉默。

当然，我并没有低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印度的军事挑战，而美国不是；正如我也没有夸大另一种论点，即印度和中国在包括全球气候治理在内的若干领域拥有共同利益。

六、没有能力，就没有自主

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关于战略自主的辩论被设定了错误框架。我们把自主当成一种需要宣布并加以捍卫的政治姿态，而实际上，自主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是在决定地缘政治结果的领域中生产、部署、替换和维持相关权力的能力。审慎行事能为我们争取时间；唯有物质实力才能真正赋予我们自主权。归根结底，自主性是通过物质建设而非政治宣言来实现的。

如果自主建立在能力之上，那么几十年来，我们的能力一直落后于我们的体量和抱负。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从未建设这种能力？我逐渐认为，答案至少部分存在于我一直在描述的这种趋同之中。

与美国的战略趋同给了我们一种拥有能力的感觉，却不需要付出建设能力的成本。我们相当一部分地缘政治能动性依赖的是从华盛顿借来的能力。

我们在印太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却没有建设足以由自己保障这些水域安全的本土海军能力；我们平衡中国的愿望和偶尔努力，部分由美国力量和保证背书；我们进入秩序，并获得随之而来的技术、资本和合法性，也是在一个友好华盛顿愿意提供的条件之上实现的。恐怕，战略舒适感往往成为战略能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关系中有一个术语可以形容它：搭便车。我们有体量，也有抱负，但缺乏建设力量的切身需要，因为与美国的战略趋同不断向我们保证，我们还不太需要这样做。这也并非印度一国的失败；看看美国某些欧洲伙伴，它们如今处在更糟糕的困境之中。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大战略美国化的真实代价。并不是说德里屈从于美国意志，或者成了华盛顿的乞求者——并非如此。但这种趋同让我们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如今，这种虚假舒适正在慢慢消散，而我们发现自己难以接受。

七、如何使印度大战略去美国化

全球秩序正在解体，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只会变得更加严重。若声称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去美国化会是一场干净且无成本的解放实践，这种论调在分析上并不诚实。放弃华盛顿提供的地缘政治保护伞，既不会没有成本，也不会没有痛感。

然而，美国主导秩序是否持续存在，并不由我们决定；无论新德里偏好什么，它都正在消解。美国是否继续聚焦中国并将其视为竞争者，也不由我们决定。一个依赖秩序的国家，在一个失序世界的旋风中，必须重新取回自身的大战略能动性。

因此，审慎的路径是在华盛顿替我们作出这个决定之前，由我们自己走出美国阴影。迹象已经存在，我们必须停止让昨天的趋同书写明天的战略，因为一个让他者焦虑设定自身优先事项的国家，总有一天会被打个措手不及。我们今天要建设那些并不光鲜、但明天自主能够真正依托其上的基础：海军、推进系统、半导体、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基础和能源安全。请记住，战略自主不是一篇我们为自己辩护时发表的受欢迎演讲；而是一种我们必须具备或不具备的核心能力。

这一切都不是在主张同华盛顿分手，而且我们必须确保事情不要发展到那一步。维持同美国的大国关系很重要：这种关系应基于共同利益、遵循交易原则（即双方均可从中获益），并在我们的利益真正契合时保持合作精神。我们必须作为真正的伙伴接触，而不是让一方塑造另一方的大战略。

同样的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同北京的关系：应基于自身优势实现务实平衡，绝不能将争端从他人那里继承而来；一个向敌人借债的国家，迟早也会背负自己的命运。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这个时刻也需要一些自我反思。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大战略一直由印度与华盛顿的趋同塑造，这让我们的战略问题仿佛自动有了答案。如今我们必须主动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这确保了我们的合作关系建立在自主选择而非依赖关系之上。

大战略正是这样形成的。

作者简介：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印度希夫·纳达尔大学教授、印知名国际战略学者。

本文编译自India’s World网站2026年6月22日文章，原标题为A Case for ‘De-Americanising’ India’s Grand Strategy ，原文链接：https://indiasworld.in/a-case-for-de-americanising-indias-grand-strategy/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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