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1955年，秋风起得比往年早一点。那年，船靠岸时，码头上没什么人。迎接的人少，没人唱歌，也没人撒花。那时候，中国还没学会怎么接英雄。 钱学森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风衣，从“克利夫兰总统号”船舷上下来，脚落地那一下他没说话。有人说他当时眼眶有点红，也有人说他只看了一眼黄浦江，就提着箱子走了。他手上拎的那个皮箱，后来一直放在中关村的宿舍里，锁不上了，搭扣也松了，但谁都没敢动。 他刚落脚，科学院的工资条就下来了——每月三百五十块钱。全国大概没人拿这么多。那时候，北京街头一个羊肉烧饼卖两毛五，一斤鸡蛋八毛，一碗阳春面五分，三百五十块能养一家人过得舒舒服服。他一个人，拿了七八户的饭钱。 他没拒绝，工资照收了。但他晚上一个人躺着的时候，心里犯嘀咕。三百五十块，不该都给他。真不该。 过了两年，他成了学部委员，每月又多了一百元的津贴——也就是后来的“院士”那一档。四百五十块的工资，按今天说法，是国家给他“托底”了。可他这人心思细，账算得明白，日子刚安顿下来，他就动手写信给组织，说工资太高了，给他减一点，减到三百三十一块五。数字掐得这么精，书记都看傻了，说从没见过这样要求的。那时候，全国正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倒好，带头把钱往回退。 有人觉得他讲究，有点虚。但他不是装。他一辈子真就这么过来的。 1957年，他拿了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那是国家级的，奖金整整一万元。放今天也是一大笔。熟人都劝他，老钱，这回可以给夫人添件貂皮大衣了。他没吭声，把钱一股脑买了公债。几年后，连本带息一万一千五百块，他转头就捐了——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说添点设备吧，那帮学生手里连个好仪器都摸不上。 这事他回家也没提。夫人蒋英听说了，一开始还有点懵，后来也只是摇了摇头，说老钱你这人啊……就没说下去。家里从来没多富裕，衣服补了又补，冬天暖气不热就多穿两件，天冷了两个孩子挤在一起睡。钱学森自己呢，有一回过马路摔了一跤，才发现他那双皮鞋，鞋底都裂了，鞋钉咯着脚板。 别人说他苦，他不接话。他说，我拿的是国家的钱，想的是国家的事，别拿我当个人物看。 这种话听起来有点大，但从他嘴里说出来，不让人膈应。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很多学生记得，他讲课只带一支粉笔，两张纸，连讲稿都没有。他说话慢条斯理，普通话很正，语调一平到底，像是从波士顿的教室直接走进了中关村的土楼。有一回，学生打赌他肯定夹带英语词，结果他一个词没说，全是干干净净的中文。他讲“随机”时讲得很认真，说这个词我翻了好几本词典，问了好几个人，才定下来。后来这词就这么用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他讲起控制论的时候，脸会亮。他在黑板上写公式，像拉小提琴一样抖着手腕，粉笔尖一抖一抖地挪着，写完了还要往后退一步看一眼，有时候还会歪着头，眼睛一眯，说，“嗯，这个地方还得加一笔。” 但他也很拧。有一年，他发现工科毕业的学生，大学四年只做了三百道数学题，气得不行。三百？他皱着眉头问了三遍，然后说，不行，太少了。要补。他给五八级学生单独开了一门《工程中的数学方法》，硬是让他们做了三千多道题，半年里做完。他说，力学家的看家本领就是会算，不会算的，就不配叫力学家。学生们苦不堪言，但多年后回忆起来，都说那半年把他们“算开窍了”。 他不是只在书房里活。他也站在导弹发射场里。 1962年，东风二号发射失败了，火箭炸出一个三十米的大坑。总设计师林爽看着那个坑，满眼通红，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那场面很沉，谁都不说话。钱学森走过去拍拍他的肩，开口很轻，说，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先别想别的，去查问题吧。 查了三天三夜，找出是发动机和控制系统的问题。他就定了规矩——“把故障消灭在地面”。这话后来成了中国航天的底线。谁都记得，是他最先说出口的。 他对外面的宣传一直很抗拒。1991年他八十岁，中央要给他发“杰出贡献科学家”奖，还要安排仪式，搞宣传。事前他根本不知道，消息一告诉他，他点点头，说，行吧。仪式结束后没几天，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把报纸一扔，说，这事也该画句号了。 秘书问，怎么了？ 后来真的没人敢登。记者都说，这老头脾气倔，惹不起。 最让他火大的，是“导弹之父”这几个字。那几年哪个杂志写他，不加这个头衔就不算完整。他一听就急，说，不许这么说。导弹是几千人干出来的，我顶多是个合作者。科技不是一个人的英雄主义，是大家一块拼出来的。他说这话时脸不红气不喘，就像是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 晚年的时候，他有点沉默。 工资呢，还是三百三十一块五。一直没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