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郑其贵在街上散步，突然有一个人一把抱住他：师长，是我啊 “1959年8月的黄昏，‘师长，我回来了！’”急促的呼喊划破白城偏僻的巷口，警卫员猛地跨前一步，右手已摸向配枪。那名满身尘土的中年人却紧紧抱住了面前的军分区司令员郑其贵。短暂静默后，郑其贵的目光在对方的眼神里兜了一个圈——那分明是王富贵，180师失踪名单上写着“阵亡”的警卫班长。 巷口很窄，路灯昏黄。王富贵胡子拉碴，裤脚破烂，脊背却笔挺。“真是你？”郑其贵声音发哑。周遭行人好奇停步，警卫员放下警惕，替两人拦住喧闹。欢喜、意外、难以置信混杂在狭小空间里，一时间谁也没再开口。 不到十年前，郑其贵与王富贵还在朝鲜北汉江南岸共同度过最黑暗的三昼夜。那会儿，180师被赋予掩护全线回撤的任务，左翼友邻提前抽离，致使整条防线骤然露出豁口。电台里不断更新的坐标显示，美军与南朝鲜军正大踏步逼近。参谋曾低声提醒：“再不后撤，连伤员都带不走。”郑其贵沉默，手掌在桌面敲出节奏，最终只丢下一句，“坚持到二十点，哪怕只剩一个班，也得把后面的人送出去。” 第五次战役尾声的北汉江夜色并不友好。180师调集几根备用钢索当作浮桥，每列百余人摸黑下水。探照灯瞬间亮起，炮声铺天盖地，江心水花夹着弹片溅起十几米高。王富贵带着警卫班断后，步枪卡榫被泥沙堵死，他干脆摘下刺刀，咬牙压着最后一梯队趟过激流。就在仅剩数米时，一发榴弹击中江畔岩壁，冲击波掀翻了警卫班的小艇。混乱中，王富贵被卷进湍急水道，从此再无下落。 当时统计，180师突围后仅余四千余人，建制基本瓦解。郑其贵在战后检讨会上没有推辞，“整个战役，错误在决心、在情报、也在我。”一句话背后是一支部队的伤痕。资料显示，如果不是出发前接连空投的弹药丢失、左翼佯动部队提前收拢，180师至少能保留更多火力。遗憾的是，战场不售后悔药。 王富贵的境遇更曲折。江水把他冲到下游浅滩，昏迷中被美军搜捕队俘获，编号列为战俘A-437。战俘营里，他被强迫劳动、记录口供；为了保守机密，他常以方言应对。停战协议签署后，他跟随遣返队伍踏上轮船。甲板上，有人谈论回国后的分配，他默默把累累伤疤遮在衣袖里，心想：师长恐怕早已认定自己牺牲。 归国后，王富贵没去找部队，辗转铁道工地、纺织厂，又到处帮人看库房，一身军功章压在箱底。原因只有一句话：“跟部队失联这么久，怕给首长添麻烦。”他自认为已经与军旅生涯断线，直到那天在白城街头看见熟悉的背影，心口像被捶了一拳，不自觉地冲了上去。 郑其贵的反应很快：先把王富贵带回招待所，命炊事员加菜，又让警卫员去军分区卫生所取衣被。席间，他端起热茶，郑重说：“部下没死，师长才好睡得着。”王富贵捏着茶碗，鼻尖泛酸，只低声回了一句：“这几年，活得挺不像样。” 这场重逢被白城军分区归档为“1959年8月干部走访材料”，文件最后写道：已安排王富贵到佳木斯军马场任管理员。表面是一纸调令，实则是郑其贵替老部下补上的那张“归队车票”。 郑其贵的履历翻开，每一页都带硝烟：十五岁参加赤卫队，瑞金伤愈后主持医院政治部，抗战时期带队穿越吕梁雪夜，解放战争攻克太原城西门。文武兼修的人不算少，可能把厮杀与文字都抓得牢实在有限。战后多年，他常被请去院校讲课，示范如何在缺乏无线电的条件下组织夜袭。他从不夸口胜利，却总把180师那场败仗讲得详细，“活着记住失败，比死了留下胜利的数字更有价值。”台下学员听得瞠目，却没人敢插话。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讲课稿里，郑其贵总要写上一段“对失踪官兵的牵挂”。他记得每一张脸，每一个花名册上的红叉。很多人不明白，为何一个师长会把“敌后被俘人员”的名单放在床头。答案出自白城街头的那一幕：只要名册里哪怕少划掉一个红叉，他的肩头就轻一点。 有人评价，朝鲜战场给180师留下的不是耻辱，而是疼痛；疼痛让部队认清缺陷，再用改进去洗刷。60军后来在金城北部阵地打出漂亮的反击战，战报分析列出多个原因，其中一点——“战术临机处置成熟”——就源自180师的教训。部队进化的轨迹，很少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直线，它更像一条山路，拐过弯才知道前面风景。 回到1959年的夏夜。招待所后院槐树下，郑其贵递给王富贵一支烟，两人肩并肩坐在石凳上。灯光抹去阴影，只剩袅袅青烟在夜色里散开。“以后有什么难处，直接来找部队。”郑其贵语气平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王富贵点头，烟火将他眼眶照得通红，他终究没再说客气话。 人们常以勋章衡量一个军人，却忽略勋章背后的相互托付。180师的溃败早被写进军事教材，而那张在街头重燃的“生死账簿”，证明胜败并非故事的终点。对郑其贵来说，真正的终点是确认每一个名字的归宿，然后，在账簿最后一栏写下“已安置，生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