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9年初春的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天气还带着寒意，一个衣衫陈旧的老人蜷缩在门口，他的脸上布满沟壑，手指粗糙，脚下是一双走了多日的旧布鞋，七天里，他几乎没离开过这扇大门，白天站着，夜晚在长椅或屋檐下蜷缩，靠冷馒头和水度日。 他说不清自己究竟等了多久，只觉得心里有股劲在支撑，要在这里找到一个人，证明自己几十年前走过的路没有白费。 这一天，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出大门，老人眼睛突然亮了，他猛然冲到车前，双手拍在车身上，刹车声刺耳，警卫惊慌失措，车窗缓缓摇下，一位须发斑白的首长探出头，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泪水的陌生老人。 四周一片寂静，警卫和路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在这一刻，老人喊出一句埋在心底四十多年的口令，“我是三号花机关呀！”声音嘶哑，却震得所有人心头一颤，车里的首长僵在原地，目光里先是迟疑，随即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四十多年前，江西的山村里，十二岁的肖成佳背起一个小布包，跟随红军离开家乡，他识得几个字，被分到宣传队，在队伍里扛旗子、喊口号，还跟随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学习话剧与歌曲。 那时排演的一出《花机关》，他饰演“三号”角色，从此得了一个标识性的称呼，“三号花机关”。 在长征途中，他不仅喊口号，也真正拿起枪，二渡赤水后的阻击战里，他第一次带队开火，手心冒汗，心跳如鼓，却硬是咬牙坚持，子弹穿过手臂，他却仍举着枪，直到战斗结束。 战火并未止步，古浪之战，他遭重创，身体布满弹片，被敌军俘虏，母亲东拼西凑，卖掉陪嫁的首饰，才凑出三十块大洋将他赎回家，那时他尚未二十岁，却已满身伤痕，腿瘸腰弯。 回到村里，他默默种地，偶尔看见过往的队伍，只能在田头远远落泪，新中国成立后，他数次上报，希望恢复红军身份，但因缺乏档案和证明，年年失望而归，伤疤是他唯一的证据，却无法写进档案。 1978年冬天，他在废品堆的旧报纸上看到黄火青的名字，心口一震，这个曾经在长征途中教他唱《杜娘歌》、带他排演话剧的首长，如今是共和国的检察长，他几乎一夜未眠，揣上家里东拼西凑的钱，踏上了北上的路。 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他没坐票，只能站在车厢连接处，干馍硬得咬不动，他就蘸冷水下咽，车轮声哐当作响，他却觉得像是当年长征的脚步声。 到了北京，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车站长椅上挨夜，每天一大早便赶到最高检门口，期盼着能遇见那位熟悉的身影，七天苦守，直到这一刻，轿车出现，他凭着最后的力气冲上前，用那句尘封的口令砸开了隔绝数十年的隔阂。 口令一出，黄火青的记忆被唤醒，眼前这个衣衫褴褛、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是当年宣传队里的“小秀才”，他们曾在草地泥泞里喊口号，在战火硝烟里唱歌，在饥寒中排演话剧，用稚嫩的声音鼓舞战士们，那句“三号花机关”，是只有队伍里人懂得的暗号。 老人终于走进机关大楼，讲述自己这几十年的坎坷，从少年到农夫，从战斗到田间，从一次次申诉无果到千里奔波，他说得沙哑，手指死死攥着衣角。 黄火青听完，郑重写下一纸证明，确认他是红九军团的战士，参加过长征，因伤失散，那一刻，老人手指颤抖着接过纸张，泪水模糊了视线，四十多年的等待，终于换来一句承认。 回到江西，肖成佳依旧在田里劳作。但村民们再看他时，眼神已不一样，他胸前别上鲜红的证章，背挺直了许多，每次翻看那本证件，他的手指都会在封皮上停留良久，那是他后半生的火种，也是对过往岁月最有力的回应。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证明红军身份——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