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7日深夜，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60军军长曾泽生和新七军军长李鸿站在一旁，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说说吧，部队情况到底怎么样？”郑洞国开口问道。 曾泽生叹了口气：“司令官，官兵已经三天没正经吃饭了，饿着肚子根本冲不上去。这三天出击，伤亡太大，部队实在不能再打了，今晚必须撤回。” 郑洞国又看向李鸿，李鸿同样摇头：“新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士兵们士气低落，武器装备损耗严重，确实打不动了。” 郑洞国沉默了，他知道，长春被围困已经半年多，城内粮草断绝，物价飞涨。士兵们不仅要面对解放军的包围，还要忍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 长春，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此时已成了一座孤城，1948年3月，国民党军队退守长春后，解放军就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围困。他们切断了城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陆路和空中补给。 60军和新七军作为守城主力，日子越来越难过，60军原本是云南的滇军，被蒋介石调到东北打内战。新七军则是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但此时，两支部队都陷入了绝境。 曾泽生看着郑洞国，继续说道：“司令官，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部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打下去，恐怕……” 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郑洞国何尝不知道，但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必须服从命令。蒋介石多次来电，要求长春守军突围，与沈阳的援军会合。 “再坚持一下，委员长已经派了援军，很快就到。”郑洞国只能这样安慰两人。 曾泽生和李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他们知道，所谓的援军不过是蒋介石的空头支票。沈阳的国民党军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支援长春。 回到军部，曾泽生陷入了沉思，60军的处境比新七军更糟，滇军本就不受蒋介石信任，补给一直不足。现在被困在长春，更是雪上加霜。 士兵们为了充饥，开始挖树皮、草根，甚至有人饿死在战壕里，曾泽生多次向郑洞国请求补给，但都没有结果。 “这样下去，部队迟早要垮。”曾泽生的副官说道。 曾泽生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们能怎么办？” 副官犹豫了一下：“军长，听说解放军那边……” 曾泽生打断了他：“不要说了。我是军人，不能背叛党国。” 但他心里清楚，所谓的党国，早已腐朽不堪，蒋介石任人唯亲，嫡系部队和杂牌军待遇天差地别。60军在前线卖命，却连基本的补给都得不到。 与此同时，新七军军部，李鸿也在发愁，新七军虽然装备较好，但同样缺粮少弹。士兵们怨声载道，逃亡现象越来越严重。 李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此时，他也开始怀疑，继续为这样的政权卖命是否值得。 “军长，解放军那边传来消息，只要我们放下武器，保证官兵安全。”参谋长说道。 李鸿摇摇头：“委员长待我不薄，我不能临阵倒戈。” 但他心里明白，这样的抵抗毫无意义，长春城破只是时间问题，继续下去，只会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 10月10日，郑洞国再次召开作战会议，他要求60军和新七军再次出击，试图突破解放军的防线。 曾泽生和李鸿都表示反对，但郑洞国态度强硬。无奈之下，两支部队只能再次出战。 结果不出所料，出击的部队遭到了解放军的猛烈反击，60军和新七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再次撤回城内。 “司令官，不能再打了。”曾泽生说道，“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郑洞国看着两人，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但他无法向蒋介石交差，只能继续坚持。 就在这时，一个消息传来：解放军已经攻克锦州，锦州是东北的重要门户，锦州失守，意味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彻底陷入孤立。 这个消息让长春守军的士气彻底崩溃。曾泽生和李鸿都意识到，长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10月17日，曾泽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率60军起义，他秘密与解放军联系，商定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当天晚上，60军按照计划撤出防区，将阵地移交给解放军，曾泽生向郑洞国发电报：“60军已起义，请勿抵抗。” 郑洞国接到电报，如遭雷击，他知道，长春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10月19日，新七军军长李鸿也率部投降了长春城的西半部被解放军接管。 10月21日，郑洞国在解放军的劝说下，终于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围城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也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溃败的转折点，曾泽生、李鸿和郑洞国三位军长的抉择，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整个东北战场的走向。 这场战役也让人们看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不得人心，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政治争取下，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选择弃暗投明，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的崩溃。 长春的解放，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三位军长的故事，成为了这段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