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史可说：“当年，我在瑞士生下大儿子，我的洋婆婆就只来看了我一次，还前呼后拥的牵着几条大狗，告诉我，我没义务帮我的孩子再带孩子，溜达了一圈，完了就走了。 史可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姐姐们相比，史可从小就显得特别“特别”。她活泼好动，不爱穿裙子，喜欢爬树、踢球、追小伙伴，邻居们都习惯称她为“假小子”。 每次邻居看见她，她总是蹲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泥巴或者摆弄自制的小玩意儿，脸上总挂着笑容。 家里人对这个小女儿格外宠爱，父亲常在一旁笑着说：“小家伙，就爱折腾，真是不像个女孩子。”母亲则叮嘱姐姐们：“别惹她，她活泼得很，将来准有出息。” 史可的外貌也与她的性格相得益彰。她身材苗条，眉宇间有一点英气，眼睛明亮有神，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满脸的淘气感。 她常常站在窗前，对着自己练笑、练眼神，学电视里演员的神情。她还用旧布在家里搭了个小舞台，表演小短剧，有时模仿新闻播报，有时模仿电影里的打斗场景。 每当她兴奋地表演完，总会期待父母或姐姐们的掌声，而母亲总是笑着鼓励：“演得好，下次表演得更认真些。” 上学的时候，史可依旧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她爱问问题，喜欢回答老师提出的难题，不怕在同学面前出丑。 每逢运动会，她总是第一个报名跑步和跳远。一次学校组织秋游，她为了抓到一只小鸟，爬上了半米高的围墙，结果摔了个屁股着地，但她笑着说：“没事，我没事！” 母亲常在做饭时对她说：“只要喜欢，就去做，别怕辛苦。”父亲则喜欢坐在屋檐下抽烟，看着她练习，偶尔摇头笑道：“小丫头，真是能折腾啊。” 史可在父母的鼓励下，渐渐学会了自律。每天除了上学，她都会抽出半小时练习朗诵或者模仿剧中人物的动作，甚至用废纸写下自己的小剧本，偶尔还拉着姐姐们当观众。 她知道，如果自己想有一天能站在真正的舞台上，仅靠天赋是不够的，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 1999年，史可因拍摄一部欧洲合拍片，前往瑞士。那个时候，她的演艺事业刚刚稳定，但对异国文化充满好奇与敬畏。 她与当地亿万富翁克里斯蒂昂·科尼策相识。克里斯蒂昂高大帅气，举止优雅，言谈间透着西方上流社会特有的从容与自信。 两人很快被彼此吸引：史可被他的幽默和睿智打动，而克里斯蒂昂则欣赏她的独立与率真。 结婚后的第一年，史可顺利怀孕，并在瑞士当地的一家医院生下了大儿子。对于这个异国的生产经历，她感触颇深。 西方的生产文化与中国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坐月子”的传统，也没有长辈成群结队地围在产妇身边嘘寒问暖。医生和护士尊重产妇的自主选择，强调母亲的独立和恢复的科学性。 史可初时有些不适应，她习惯了东方文化中，产妇生子后家人会照顾吃喝、起居和洗护，但在瑞士，一切都显得干练而冷静：医生告诉她，出院后只要保证规律作息和合理饮食，母婴都能健康恢复。 史可记得清楚，那天阳光明媚，空气中夹杂着山谷的清甜。洋婆婆从瑞士大宅里特意来探望她。史可满心以为，作为长辈，婆婆会像她母亲一样，帮忙照料孩子、安抚新妈妈。 但现实却大不相同。洋婆婆一身干练的套装，牵着几条训练有素的大狗，整个人气势十足。 她并没有带来食物，也没有手把手教育孙子，只是礼貌地微笑着说：“你没有义务让我帮你带孩子。” 然后，牵着狗溜达在病房外的小道上，缓缓巡视了一圈，仿佛在检查花园的修剪是否得当，几分钟后便离开了。 史可当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孩子啼哭时，她只能独自抱着他，尝试自己调整奶粉和哺乳时间；夜里换尿布时，寂静的病房只剩下她和婴儿的呼吸声。 她在心里暗暗叹息：文化差异果然不可小觑。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调团体和互助，而在瑞士，这种“自我为主”的理念深入骨髓，每个人都被教育独立，亲情的表达更多通过尊重和空间体现，而非身体力行的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