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国庆宴会，陈永贵来到了徐向前身边，笑着敬酒，温暖又温馨，笑容灿烂，合影留念，永恒的回忆！ 山西昔阳的山坡上，不好种地，地薄，石头多，水也不多，种一季粮食得看天。 陈永贵就出生在那，家里穷，一年四季下地干活。他没读过什么书，后来学认字是扫盲班里跟着学的。村里人提到他，说他干活肯上，哪儿脏去哪儿钻。 年纪不大就当了生产队的干部，慢慢当到大队书记。 那个时候，农村的干部，除了会拉人干活，还得能抗得住饿，能跟着熬。陈永贵当干部的时候，大寨刚刚开始搞集体化。他不信别的，信人多干就能干好。他让人修地基、整山坡、砌田埂，什么都干。他自己走在最前面，喊着口号带人干。 中央注意到大寨是在六十年代。那几年讲“农业学大寨”，讲得多，报纸、电台、会议，都提。陈永贵不擅长说话，更不会写材料，但因为他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干部，中央喜欢。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汇报他，毛问他识不识字，说不识也好，说他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好文章”。这事后来传开了，陈永贵的名气一下大了。 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个不寻常的决定。 一个农民出身、讲话带地方口音、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人，成了国家副总理。有不少人不理解，但当时谁也不说什么。文件上印着名字，台上也坐着人。他出席了不少重要场合，主持会议，接待外宾，还跟着领导去地震灾区慰问。 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住过钓鱼台。住了一阵他写信说不习惯，觉得自己不配，要求搬出去。他还说自己不拿工资，只拿伙食补助。他不喜欢去高档场合，总觉得不自在。 他的衣着也没改，还是白毛巾、布鞋、中式旧袄。有人觉得他格格不入，也有人说他是真实。 1978年的国庆招待会上，他坐在大厅靠前的位置，那晚到场的领导不少，徐向前也在。他端起酒杯，走过去，笑着跟徐向前碰杯。照片拍下了这一刻。他的神情轻松，没那么拘谨，笑得真。照片后来被流传得很广，有人说那是一个历史的画面，也有人只是觉得他们笑得自然。 这场宴会之后没多久，政策风向变了。“农业学大寨”不再被强调，媒体不再大篇幅报道相关内容。陈永贵的地位也慢慢变化。他没有抗争，也没发言。 1980年，他主动辞去副总理职务，五届人大通过了这项决定。他不声不响地退下来，很干脆。 1983年，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这个职位不是实职，他主要在田里转转，和工人聊聊，提点意见。东郊农场的人说他话不多，人也实在。有时候自己提个包就来了，没人接送，也不摆架子。他穿的还是布衣旧鞋，也不常换。有人看见他吃饭排队拿饭，跟大家一样。 1986年，他病了，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肺癌。 他没吵没闹，只说别花太多钱。住院期间，他把自己的积蓄——八千多元，全交了党费。他说这些钱是党给的，现在也该还回去。他没给子女留钱，也没提条件。他去世的那天是3月26日，晚上的事，走得挺安静。 领导来看望他的人不少，有的是老同事，有的是曾经的下属。 习仲勋、胡启立都来了。遗体告别时，没有大规模场面，没有送花圈的长龙，只有华国锋一个人去了八宝山，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走了。 大寨的村民没忘记他。那年夏天，他们自己掏钱，在村口给他立了个塑像。 塑像不高，就站在虎头山脚下，脸朝着村庄。底下没写“副总理”，也没写“政治局委员”，只刻了三个字：“陈永贵”。有人问为啥只写这个，村干部说，“这就是他的身份。” 他这一生，从大寨出发，又回到了大寨。别人可能觉得他曾经高光，也可能觉得他后来被边缘化，但对于他来说，他的路径没变。他是农民，做了几年国家干部，但骨子里没改。他不习惯办公室，不习惯文件，也不习惯那些繁琐的会务安排。 他喜欢站在地头，看庄稼长得好不好。 有记者去采访他，他不怎么说话。问多了，他就笑笑，说：“我不会说，我就是干。”这句话没有技巧，也没有修饰，但说得清楚。他自己从不评价过去，也不对政策说三道四。他说：“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他的身上，有时代的烙印，也有个人的选择。有人说他是被树起来的牌坊，也有人说他是被利用的工具。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的脚印还在那片土地上。 他走过的田埂、修过的堤坝、搬过的石头，都没被风吹走。 照片还在，1978年那晚的合影，挂在一些办公室的墙上。 宴会厅的灯亮得很足，杯子在光下泛着白。他举着酒杯，站得不算挺拔，但很稳，嘴角带着笑。旁边的人在说话，他没插话，只是看着那杯酒，像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