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上将孙震带着五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召见手下开会，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1949年12月，成都已经冷得透骨了。国民党上将孙震，揣着好不容易凑出来的五百两黄金，在凤凰山机场的寒风里，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这位在四川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老军阀，走得干脆利落，把一个烂摊子——川鄂绥靖公署主任的位子，连同几万残兵败将，一股脑儿甩给了他的亲侄子，孙元良。 刚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孙元良，立刻召集手下军长师长们开会。会上，他慷慨激昂，拍着桌子叫嚣：“打，必须打下去！为党国尽忠，就在此时！” 这位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在军中的名声可不是靠战功，而是靠他那位手握重兵的叔叔，以及他冠绝群雄的“逃跑”本事。都戏称他为“飞将军”。 这不，孙元良的“鸿门宴”就演砸了。他心里清楚，手底下那帮川军将领，个个都是人精，早就人心思变，私底下跟解放军眉来眼去的大有人在。他想学项羽，在酒桌上把几个“主和派”的头头，比如副主任董宋珩、军长曾甦元这些人给扣下，来个杀鸡儆猴。 想法挺好，可现实很打脸。请柬发出去了三十多张，到了开宴的时候，偌大的司令部里稀稀拉拉就来了几个人，连一桌都凑不齐。董宋珩、曾甦元这几位关键人物，压根就没露面，都托辞说“军务繁忙”。 这就尴尬了。别人也不是傻子，谁不知道你孙元良是个什么货色？当年在南京保卫战，日军兵临城下，他作为德械精锐88师的师长，仗打到一半，人就没影了。最后被人发现，他早就换上便装，躲进了夫子庙附近的妓院里。要不是他叔叔孙震到处使钱托关系，他脑袋早搬家了。这么个主帅，现在喊着要“决一死战”，谁信？ 酒桌上，气氛冷到了冰点。47军军长严翊是个直肠子，直接撂下筷子说：“司令，弟兄们没粮没饷，家都在四川，谁还想打仗？大家就想有条活路。”这话一出，孙元良的脸当场就绿了。 这场戏演不下去，孙元良回到里屋，气得直跳脚，对着亲信下令：“董宋珩他们这是要造反！派人去，把他们抓起来，敢反抗就地解决！” 可命令下了，底下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动弹。为啥？董宋珩在川军里威望高，手里攥着兵，真把他惹毛了，部队立马就得哗变。最后，副参谋长硬着头皮带了一个营去“请”人，结果人家董宋珩早有防备，部队刚靠近公馆，警戒哨的机枪就拉开了枪栓。带队的那个营，不少兵都当过董宋珩的下属，谁也不肯动手，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回来了。 孙元良这下彻底没辙了，他手里的权力，就像沙子一样，握不住了。董宋珩一看这架势，也加快了起义的步伐，直接把十六兵团的主力拉到了什邡，摆明了要跟孙元良分道扬镳。 这时候的孙元良，做出了一个更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12月23日，蒋介石从成都飞走前，把贴身的3000警卫部队留给了他。孙元良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立刻拉上这支“御林军”，浩浩荡荡开着卡车杀向什邡，想用武力把部队抢回来。 可他到了什邡城外，当场就傻眼了。只见城外的大小山头上，早就布满了黑洞洞的枪口和炮口，董宋珩的部队严阵以待。那架势再明白不过了：你敢动一下试试？ 孙元良彻底心凉了。他本就不是什么硬骨头，一看这阵仗，魂都快吓飞了。正僵持着，董宋珩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白：“我们已经决定起义了，不想再打内战。老兄，你好自为之，快走吧！” 大势已去，孙元良还能怎么办？只能带着他的“御林军”狼狈地逃回成都。可等他跑到凤凰山机场，才发现机场也已经关闭。这位“飞将军”再次发挥了他的特长，把部队和刚到手的黄金一扔，化装成商人，连夜逃出了成都，最后辗转从香港去了台湾。 说起来，孙元良这一辈子，能爬到兵团司令的高位，全靠他叔叔孙震。孙震是四川的老牌军阀，手里有兵有地盘，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的对象。而孙元良，就是孙震安插在中央军里的一颗棋子，也是孙震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北伐战争时临阵脱逃被判死刑，到淞沪会战丢下部队，再到南京保卫战的“妓院藏身”，每一次孙元良闯下滔天大祸，都是孙震在后面砸钱、送礼、调动人脉，硬生生把他从法场上捞回来。蒋介石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毕竟为了一个“逃跑将军”得罪一个手握数万兵力的川军大佬，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就这样，孙元良屡逃屡升，成了一段军界“传奇”。他不是能打，而是能跑；他的靠山不是战功，而是他叔叔的实力。这种靠关系堆砌起来的权威，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自然是风光无限，可一旦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危急关头，就立刻土崩瓦解。 1949年底的成都，当解放军兵临城下，当人心向背已定，他叔叔孙震这条大腿已经远走高飞，他那点虚假的权威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他手下的将领们，平时或许还会给他几分面子，但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谁还会跟着一个只会喊口号、一遇危险就先跑路的草包司令去送死呢？ 他那句“打，必须打下去”的豪言壮语，在历史的回响中，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