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陈诚冒死护遗孤：化名"陈明德"助子女求学。 这事儿放今天，说出来都跟编故事似的，国民党里的大人物，陈诚，官不小，什么“行政院长”、“副总统”都干过，可当时人人都在抓中共特务，他倒好，顶着天大的风险，把中共烈士吴石的孩子接过来养，还给改了姓，掏钱又出力，一养就是十几年，吴石这人，1950年就被枪决了，是当时潜伏者里军衔最高的，身份一露，整个台湾都在抓他家属，谁敢沾边，那真是脑袋不想要了。 谁能想到，这种时候伸手的，不是什么普通人，就是陈诚，他和吴石是老同学，保定军校那会儿就在一块儿，后来在陆军大学又是同事，这交情，十几年下来，谁家什么情况，谁在哪个圈子，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根本不是简单的敌我对立，老同学之间有自己的规矩，吴石搞“秘密工作”，陈诚心里清楚得很，就是一直没捅破那层纸，等真出了事，陈诚直接派人去接孩子，自己不方便露面，就递了个条子，“明德兄托我照拂”，给孩子换个姓，算是拉进了自己的保护圈，身份全给换了。 那会儿台湾刚进入“战时状态”，吴石的案子闹得满城风雨，陈诚知道这事风险多大，可他一点没含糊，做事也不是随便给点钱，找个地方让孩子躲起来就算了，他是真在给孩子安排后路，托人找了教会学校，对外就说是“远亲”，学费按月给，校服都给做新的，孩子发烧了还有人专门送雪梨汤。 连校长都只知道这是“陈家的远房亲戚”，让多关照点，事情办得滴水不漏，这种体面，是那个时代的人才懂的，孩子们长大了才知道，以前在学校看的《资治通鉴》，背的那些诗，都是陈诚书房里的藏书，书上没名字，就夹个纸条，“莫负光阴”。 大年三十的腊肠，过年的新鞋，家里人不敢上门送，他就让副官带过去，话也简单，“这是应该的”，后来孩子考上台大，他送了张信纸，上面就一句，“做人要像竹子——根扎得深，腰板才硬”，这是一个军人，给烈士后代的一份成年礼，没有大道理，全是托付。 他救的不光是孩子，是一大家子的命，吴石的遗孀王碧奎，带着孩子到处躲，顶着“吴石家属”的帽子，在台北连米都买不到，房子也租不着，陈诚就一封信，把所有事都安排妥了，让他们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活了过来，王碧奎念了他一辈子，后来回到大陆，那封信还带在身边，晚年一直放在床头，她说“他救的不止是两个娃，是我们一家人的命”。 军统恨不得马上除掉的“匪谍家属”，就这么在台北安稳读书长大，靠的不是什么“宽大处理”，是有人真拿自己的前途和人脉在背后顶着，这不是人情，是救命的恩，白色恐怖那会儿，这事谁碰谁死，陈诚敢这么干，就是真把对方当同袍，不是敌人，部队里出来的人，有自己的道义，有点古风。 他办这事，不谈政治，只论本分，吴石是共产党，陈诚心里有数，可他在任何公开场合和私人信件里，一个字都没提过，也从不对孩子说“你爹是干嘛的”，就告诉他们“要好好读书”“做人要正直”，他知道提那些只会害了孩子，能做的就是默默扛着，不求回报。 1968年陈诚去世，王碧奎带着孩子去吊唁，在灵堂前哭得不行，那不是哭一个大官，是哭一个撑了他们十几年的恩人，陈诚自己的孩子后来写回忆录说，“父亲总讲，当年做的那点事不算什么，换了谁都会帮”，其实哪是那么回事，换个人，连“陈明德”这个名字都不敢给孩子起。 什么叫情义，就是做了也不说，说了也不解释，这事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没声张，没给自己挂个“高风亮节”的牌子，也没到处喊“我养了烈士的后人”，连孩子们自己都不知道救他们的是谁，都是后来靠着书信和回忆才拼凑出真相，陈诚没解释过，他觉得这是他该做的，遗嘱里也没告诉子女自己救过谁，跟现在有点事就恨不得全世界知道的人比，完全是两个境界，这才是“士”的风骨，我做了，不图你记着，你们好好活着就行。 再回头看吴石和陈诚，真是历史的另一种写法，有人为了信仰去死，有人为了情义去活，有人牺牲得轰轰烈烈，是光荣，有人活着守着沉默，是担当。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能撑起人间体面和温度的，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那句“我认识他，我不能不管他”，这点最朴素的人情味，历史记住了吴石，也应该记住陈诚，因为他让两个孩子没有活成惊弓之鸟，什么叫大人物，不是官有多大，讲话多响，照片挂多高，是别人最害怕的时候，你敢站出来替人挡一下，有时候，一碗粥，一封信，一句“我来照拂”，比军功章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