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抗美援朝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许多伤员在绑上绷带后没多久后，相继死亡，这可吓坏了彭总司令：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出现了奸细？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听听当时真正“包绷带的人”——那些战地护士的讲述。 有个护士叫吴晓岚，1950年入朝时才16岁。她不是什么搞破坏的奸细，她是为了上前线“不让我去就不吃饭”，跟领导磨了五天才被批准的“小战士”。她所在的第13兵站医院，就是接收前线伤员的地方。 据吴晓岚回忆，当时的战场条件，残酷到了什么地步？ 首先，美军的飞机是追着后勤线炸的。“后方补给线被敌机持续的轰炸所切断”，这是吴晓岚的原话。这意味着什么？弹药运不上来，粮食运不上来，当然，最要命的医疗物资——比如绷带、纱布、消炎药，也运不上来。 伤员可不管你补给线断没断，他们源源不断地从前线被抬下来。黄草岭战斗那会儿，吴晓岚见到一个17岁的小战士，胳膊和腿都冻黑了，必须截肢才能保命。医疗队面对的就是这种“保命还是保肢”的残酷选择。 那么，绷带用完了，怎么办？ 吴晓岚她们做了一件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事：“带血的绷带纱布换下来以后，我们就拿去河里洗。” 请注意这个细节：1951年的冬天，朝鲜的严寒是零下三四十度。她们得“趴在冰窟窿里洗”。吴晓岚说，那绷带刚从冰水里拽出来，“一拽出来就冻成冰棍了”。所以必须赶紧洗，赶紧拧干。 现在，我们把这些线索串起来：绷带是带血的，在冰冷的河水里洗，拿回去马上给下一个伤员用。 这下，谜底揭晓了。 那个“诡异的杀手”，就是破伤风杆菌和气性坏疽杆菌！ 这些厌氧菌最喜欢战创伤口，一旦感染，死亡率极高。吴晓岚的采访里也提到了：“有一个破伤风伤员嘴都张不开了”。这恰恰印证了当时的窘境。 彭总司令的担忧是对的，但方向错了。这不是奸细的人为破坏，这是整个战场后勤被美军优势火力切断后，我们的医疗人员在“零”的条件下，试图创造“生”的奇迹时，必然会遭遇的悲剧。 你以为仅仅是医疗条件差吗？那些执行救护任务的医护人员，自己也在死亡线上打转。 吴晓岚为了去前线取药，短短200米的距离，要在敌机轰炸下“说不上跑几次”。飞机一来就得趴下，起来再拼命跑。她说得轻描淡写：“有时候和你并肩走的人突然一下就没了”。 另一个故事，来自第五次战役强渡昭阳江时的178团。团卫生队里，有个唯一的女兵，叫王维洁。 在渡江时，她是卫生员，背着沉重的药箱。史料记载，她当时跟着5连穿插，部队在前面冲，她在齐腰深的冰冷江水里来回拖救伤员。她一个人救了很多人。 但她的结局呢？ 渡江后，部队连续作战，她一直跟着。因为过江时在冰水里泡了太久，加上极度疲劳，她病倒了，高烧不退。在那个连粮食都吃不上、药品全靠抢的鬼地方，高烧是致命的。 1951年5月25日，在一次转移途中，王维洁牺牲在了一个山坡上。她才18岁。她不是被子弹打死的，是活活累死的，病死的。 我们再把视野拉到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那里的条件，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极限推到了极致。在被炮火削低了两米的山头上，我们的战士守在坑道里。 坑道里最缺的是什么？水。其次，就是医疗条件。 据史料记载，上甘岭坑道里的医护人员，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是怎么救人的？ 绷带？没有。他们就趁着炮火间隙，爬出去捡美军照明弹上的小降落伞，撕成布条，当绷带用。 夹板？没有。他们就捡断了的枪管、树枝，给骨折的伤员固定。 在那种极度缺水、极度缺氧、伤员粪便和遗体都堆在坑道里的污浊环境里，谈“无菌操作”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就是为什么彭总司令会听到那种“诡异”的报告。那不是诡异，那是战争的常态。 我们经常歌颂上甘岭的战士如何分吃一个苹果，如何靠意志守住了阵地。但我们必须明白，支撑这种意志的，还有像吴晓岚、王维洁这样的医护人员。她们用河水洗绷带，用降落伞当纱布，她们自己甚至都活不到战争结束。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奸细”的疑问。 当彭总司令得知真相——不是因为奸细，而是因为我们的护士不得不在冰河里洗血绷带来重复使用时，他的心情恐怕比抓到一个奸细要沉痛一万倍。 这背后，是国力的巨大差距。敌人有打不完的炮弹，有充裕的盘尼西林；而我们，连一条干净的绷带都无法保证。 那些在绑上“死亡绷带”后牺牲的烈士，他们不是死于医疗事故，更不是死于叛徒。他们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是死于这场立国之战的“代价”之中。 而像吴晓岚这样活下来的老护士，她回忆起这段往事，说：“能参与抗美援朝，我觉得我一生做了应该做的事，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