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曾言：“我之所以会失去江山，罪魁祸首只有一个人。”这人是谁，为什么蒋介石会把国民党失利的责任推到他头上呢？他到底该不该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呢？ 二战结束，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国民党政府面临内外双重压力。1945年秋，重庆谈判拉开帷幕，国民党代表团中，李宗仁作为桂系领袖，参与多项讨论。他主张在军队整编和地方自治上做出让步，推动国共双方组建联合政府，以避免全面冲突。这份双十协定虽签署，却让蒋介石在南京大发雷霆，认为李的立场过于软弱，等于是为对手让出战略空间。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桂系与蒋系本就龃龉不断，李宗仁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裂痕。蒋介石视之为党内不稳的根源，却忽略了国民党自身腐败和军纪涣散的问题。重庆谈判后，国共关系虽短暂缓和，但蒋介石很快转向军事对抗，调集部队北上，意图一举控制东北工业区。李宗仁的和平倾向，在蒋看来，已埋下隐患。这段时期，国民党军队虽有美援支持，却因后勤补给跟不上，士气低落，基层军官贪污成风，这些积弊本该由蒋介石直面，但他选择将不满指向李宗仁，将党内分歧放大为个人恩怨。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推责，不过是领袖不愿自省的借口，却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决策的短视。 1946年初，美国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调解国共纠纷。蒋介石起初寄望美援加码，却在马歇尔压力下同意从东北撤军。这项决定直接导致国民党失去战略要地，东北迅速落入对手控制。撤军过程中，国民党部队损失惨重，47万兵力在辽沈战役中灰飞烟灭。蒋介石事后反复指责马歇尔政策失当，但对李宗仁的怨恨更深。1947年，马歇尔返回美国，美援规模锐减，国民党军需仓库空空如也，前线士兵常常断粮断弹。东北战局吃紧时，蒋介石多次电令李宗仁派桂系部队北上增援。李宗仁驻汉口，审阅电文后，考虑到国民党内部腐败已深，部队欠饷数月，装备陈旧，他选择按兵不动，坚持通过谈判化解危机。在蒋介石眼中，这无异于临阵脱逃，加剧了东北防线的崩盘。辽沈战役后，国民党主力覆灭，蒋介石飞抵前线视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阵地失守。他将此归咎于李宗仁的消极态度，认为若桂系全力出动，或许可挽狂澜。事实是，国民党失败不止于东北一隅，整个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被围歼，损失55万兵力，后勤崩溃和指挥失误才是主因。李宗仁的拒绝，不过是党内派系博弈的缩影，蒋介石借此发泄，却未触及自身独断专行的弊端。 1948年，国民党举行总统选举，蒋介石连任，但李宗仁意外当选副总统。这让蒋介石极为不满，他视之为党内野心作祟，进一步动摇统治基础。选举期间，蒋介石动用影响力打压桂系，却未能完全压制，李宗仁的胜出被他解读为对权威的挑战。淮海战役进入白热化，国民党部队在徐州外围苦战，炮兵阵地屡遭突破，蒋介石从南京发电督促李宗仁增兵，但李仅派部分援军，主力留守后方。他判断国民党腐败已不可救药，继续投入只会白白牺牲兵力。蒋介石闻讯震怒，在高层会议上直指李拖延战机，导致战线全面溃败。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总统，李宗仁依宪法接任代理总统。他立即推动北平和谈，派出张治中率团北上，携带停战条款，试图重启对话。但国民党内部阻力重重，蒋介石遥控反对，和谈迅速破裂。李宗仁的努力，在蒋介石看来，是出卖政权，加速了大陆失守。同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蒋介石南逃台湾。在草山官邸，他翻阅旧档，日记中反复书写对李宗仁的痛斥，将整个失败归咎于此人。蒋介石的推责逻辑简单粗暴：李的和平主张和派系争斗，破坏了统一指挥，导致军事失利。但这忽略了国民党长年的贪腐横行，军官克扣军饷，士兵逃亡成风，美援虽多却流于表面，这些问题蒋介石身为领袖难辞其咎。 国民党失败的责任，绝非一人可担。李宗仁在重庆谈判和东北增援上的立场，确实让蒋介石错失反扑机会，他的桂系力量若全力投入，或许能延缓败局。但国民党溃败的根源在于高层决策失误，蒋介石一意孤行，拒绝党内改革，军队膨胀到430万却战斗力低下，经济通胀率高达数千倍，民众怨声载道。李宗仁的和平倾向，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现实，桂系与蒋系的恩怨由来已久，早于抗日时期便有摩擦。蒋介石晚年将李视为罪魁祸首，不过是逃避自责的把戏，他从未检讨撤军东北的战略错误，也未反思腐败的纵容。 历史学家多认为，国民党失利是多重因素交织：美援不足、情报失灵、将领无能，这些蒋介石都难逃干系。李宗仁的责任有限，他的举动更多是党内博弈的产物，而非决定性推手。蒋介石的指责，凸显了独裁者常见的偏执，宁愿怪罪他人，也不愿承认自身局限。这段往事提醒我们，政治失败往往源于领导者的刚愎自用，派系内斗不过是表象，深层问题是丧失民心和战略视野。李宗仁晚年返回大陆，接受医疗，直至1969年逝世，他的回忆录中对蒋的批评，也多停留在事实层面，未加渲染。相比之下，蒋介石的日记充满怨毒，却少有深刻反省。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继续高压统治，白色恐怖笼罩岛屿，这与大陆失守的教训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