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这名河南初二的女生因为英语试卷背面写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

1973年，这名河南初二的女生因为英语试卷背面写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被老师批评后选择跳水自杀，这件事曾轰动一时，这个女生名叫张玉勤。   河南唐河虎山水库边，荒草漫过的墓碑上，“胸怀朝阳战恶浪” 的字迹已模糊。   只有上年纪的村民知道，这下面埋着 15 岁的张玉勤，和她衣袖里那半块没吃完的烙馍。   1973 年夏天的那场悲剧，不是一张英语试卷能说清的，是无数个碎片拼起来的痛。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付岗村的张大妈，7 月 12 日傍晚她在村口遇见张玉勤。   女孩背着打补丁的书包，手里攥着个油纸包，走路低着头，喊她也没应。   张大妈后来跟人说：“当时就觉得不对劲，那孩子平时见人就笑，那天眼神直勾勾的。”   没人想到，油纸包里是半块烙馍 —— 张玉勤从家带的最后一点吃的，最后揣进了衣袖。   两天后，这半块烙馍随着她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成了县公安局调查报告里的一个细节。   比张大妈更早察觉问题的，是班主任杨天成。   7 月 11 日晨会后，他看见张玉勤趴在课桌上哭，肩膀一抽一抽的，想安慰又不知从何说起。   前一天批卷时，他和栗老师还在办公室讨论：“这孩子是不是对学英语有抵触？” 栗老师当时指着试卷背面的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这思想得引导。”   可他们没料到，这个平时连反驳都不敢的女孩，会把这些话当成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杨天成后来在平反时说：“当时要是多问问她家里的事，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张玉勤的家在付岗村西头，三间土坯房漏雨，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父亲张自均是个老实庄稼人，那年春天，张玉勤想买件 “的确良” 上衣，母亲没答应，两人吵了一架。   女孩赌气在家待了半个月，直到毕业考试临近，张自均拉着侄女去学校说情，杨天成才松了口。   张自均后来回忆：“早知道她心里这么委屈，就算借钱也该给她买件新衣服。” 可当时的他，满脑子都是 “孩子得上学才有出路”，没注意到女儿藏在眼神里的自卑。   1974 年 1 月，中央调查组来的时候，张自均还在地里干活。   公社干部把他叫去招待所，说 “玉勤是优秀共青团员”，要给家里盖新瓦房。   他没敢多问，只知道从此有人上门送米面，儿子还被安排去县教育局上班。   可他夜里总睡不着，想起女儿临走前揣着烙馍的样子，不知道这 “荣誉” 到底是好是坏。   后来新瓦房盖起来了，他却很少住，总觉得 “这房子里少了点啥”。   同一时间，罗长奇正在公社礼堂的批斗台上低头站着。   台下口号声震天，他能看见妻子在人群里哭，儿子躲在后面不敢抬头。   他想起 1973 年 7 月的晨会，自己只是不点名提了句 “要重视外文学习”，怎么就成了 “反革命”？   批斗结束后，他被送去劳动改造，妻子受不了打击，得了精神分裂症，儿子在学校总被欺负。   1977 年平反那天，他摸着鬓角的白发，半天说不出话，只问了句：“还能回学校教书吗？” 杨天成比罗长奇早几天接到平反通知，当时他正在林场砍树。   接到通知时，他手里的斧头差点掉在地上，第一反应是 “终于能回讲台了”。   重新上课那天，他在黑板上写字，手还在抖，台下学生没人提过去的事。   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学英语有啥用呀？” 他想起张玉勤的试卷，轻声说：“学外语不是忘本，是为了看懂更多东西，不被世界落下。”   后来他教了一辈子英语，每年都会跟新学生讲 “要学会沟通，别把话藏在心里”。   如今，付岗村的新瓦房早已旧了，张玉勤的哥哥早就不在教育局上班，回村里种了地。   虎山水库边的墓碑，只有清明时会有人来插束野花，大多是不认识的年轻人。   罗长奇和杨天成退休后都搬离了马振抚公社，偶尔有老同事提起当年的事，他们也只是叹气。   张自均老两口早就不在了，家里的土坯房塌了一半，只有那半块烙馍的故事，还在村民嘴里偶尔提起。   没人再争论 “学外文” 的对错，只是每当有孩子闹脾气离家，大人们都会说：“有话好好说，别学张玉勤那样傻。”   这或许是这场悲剧留下的唯一念想 —— 每个生命都该被好好倾听，别让遗憾埋在荒草里。     主要信源：（光明新闻——“马振扶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