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1年，黄茂才因为“渣滓洞看守”的身份，被当成罪犯押往刑场，就在即将被枪决前，他突然喊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停下的呼救。 这一声喊，不仅让执行人员犹豫了几秒，也替他争取到一次重新调查的机会，也让一段被埋在尘土下的真相有了被重新翻出来的可能。 黄茂才出身贫苦，家里常年靠给地主干活维持生活，他加入特务系统，并不是出于政治立场，也不是内心认同，而是为了活下去。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他知道自己一旦被抓走，连做工的钱都挣不到，更别提养家。 于是，他抱着侥幸心理，做了渣滓洞的临时看守，这份工作没前途，也没有晋升，他连加入军统的资格都没有，完全就是底层“小兵”的角色。 他思想转变，是亲眼看到了江竹筠等革命者在狱中的态度，他发现这些人既不是宣传里说的那样，也没有抱怨，只是坚定，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了。 他在地下组织中有一个代号叫“蓝先生”，这个名字是一件件未经公开的行动，他悄悄用“黄克诚”“张力修”等化名，先后把二十多封情报送出去。 那时候，检查很严，任何一点异常都会被关进去，他在传递情报前都会提前想好路线，把纸条塞在鞋底，然后故作放松地经过检查口。 他也会抓住机会塞给饥饿的囚犯一个馒头，这种举动在当时都很有风险，可这种行为证据，都是人记得的，没有文书保存，一旦人死，证据就跟着消失。 “11·27”事件发生后，许多重要证人被杀害，他们本可以帮他证明，但永远没机会发声，留下来的幸存者也只能说明他没有虐待，却难以证明他积极救人，于是他被误认。 要知道，建国初期，国家在稳定社会秩序时，对原国民党系统的人员格外谨慎，审查更强调“身份框架”，只要曾在旧系统工作过，就会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 于是，“渣滓洞看守”这四个字，对黄茂才来说，几乎和真正施暴的人画上了等号，这个标签比任何辩解都有力，在审判中压得他抬不起头，几乎替真正的刽子手背下所有罪名。 真正的转机，来自一份沉眠多年的文件，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档案时，找到了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 那份材料里出现了“蓝先生”，并清楚描述了他在狱外传递情报的作用，调查人员立刻意识到，这个代号必须找到对应的人。 这一物证，让线索重新活起来，也指向了当年大屠杀前被成功营救的曾紫霞，当工作人员找到她时，她一下就认出来，喊出“这是我表哥！”现场情绪很激动，这一认定，比任何书面材料都直接。 之后，曾紫霞提供了详细回忆，重庆地下党负责人林向北也提交了书面证明，这些证据互相契合，终于让当年那些藏在暗处的行动被完整拼出来。 人们才知道，“蓝先生”传递的情报帮地下组织制定营救计划，而这些行动，在当时生死攸关。 案件最终结论翻转：黄茂才不是刽子手，他是冒着风险帮党的线人和救助者，身份被重新定义，他的名字从“看守”变成“功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评价，需要耐心，需要证据，更需要公平，身份可以误导，行为才最真实。 信源：百度百科——黄茂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