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洲头的毛主席雕像建成后，有人曾给长沙市长写信：“毛主席40多岁下巴才有痣，青年时期的雕像有痣不妥，应予以去除。” 橘子洲那尊青年毛泽东一露面，就站在江风里当主角，脸年轻，头发往后拢着，神情是写《沁园春·长沙》那会儿的劲头。人群里有人眯着眼一看，心里嘀咕：这小伙子怎么跟记忆里的毛主席一个样，下巴上那颗痣都长出来了。 于是才有了写到市长信箱里的那封信，说得一本正经，意思是历史上三十来岁的毛泽东根本还没这颗痣，雕像加上去就不讲究，最好给刮了。 听上去有点较真，其实就是很多人心里的那个疙瘩说出来了。 这个疙瘩长沙方面当年也纠结过。 雕像在二〇〇九年完工之前，设计团队开过好几回小会，争来争去就卡在这颗“要不要点上去”的痣上面。有人坚持得像做考古，说一九二五年的照片全是光下巴；有人又觉得离开了这颗痣，老百姓一眼都认不出是毛泽东。 拉锯到后来，只好去问家里人。问到毛岸青的夫人邵华，她把一九二七年母亲张文秋在武汉见毛泽东的往事一讲，大家都明白了，那时候确实没痣。 她又说了一句最管用的：群众心里主席是有痣的，你们就顺着群众来。 于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就定下了，所以后来才有人跑去问市长能不能去掉，其实人家是按家属的意见来的。 这事并不是长沙孤例。 二〇一〇年拍《建党伟业》，毛新宇去剧组探班，看见青年毛泽东的扮相，直接问导演韩三平一句：那时候脸上就有痣了吗。 导演也愣了，说还真没想这茬。 毛新宇说得很直，毛泽东年轻时没这颗痣，是后来才长出来的。 韩三平当场就问要不要去掉，毛新宇想了想，还是那句话，大家都习惯了，就别动。可见邵华那条思路不是随口一说，是毛家人对外讲得比较统一的一条线：史实里青年毛泽东没痣，社会记忆里毛主席有痣，两个都得顾着。 往前翻资料就会发现，这颗痣真不是一出生就有的。 长征那几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部队急着转移，毛泽东在山里被荆棘划破过下巴，涂了点药就不管了。几天后伤口结痂，颜色比周围的皮肤要深。 到了一九三四年秋天，这个地方慢慢鼓起来，颜色反倒浅了点，带着一点红。 贺子珍看着不放心，把红军医院的傅连暲请来瞅，傅连暲说没病灶，条件又有限，别动它。就这么拖着，拖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后，照片上那颗痣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个时间点跟很多后来人的回忆能对上，所以坊间才会有“遵义之后天意所致”的说法。 其实不用神乎其神，那会儿一路行军，太阳晒得辣眼睛，吃得又差，人天天扣着脑子想怎么跳出围追堵截，整个人都处在拧紧的状态。 皮肤出了点新痣本来就正常。 只不过这颗痣长在了一个节骨眼上，恰好又长在一个全国都熟的脸上，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等到延安时吴印咸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还笑着说，角度别太低，别把下巴那点弄得太明显。 说明他本人没当成什么稀罕物，反倒是群众和后来的叙述，把它越讲越亮。 网络时代的人也没放过这颗痣，长沙市长信箱现在很火，什么事都有人去问，有人问能不能买和尚鹦鹉，有人问青年毛泽东的塑像要不要去痣，点击量还不低，六千多次。 岳麓山管理局回得也挺实在，说当初设计的确是参考了一九二五年无痣的样子，后来考虑到公众印象，加了。 还补了一句“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算是把话说圆了。 说白了，就是历史是一种样子，老百姓心里的毛主席又是另一种样子，做雕像的时候只好往心里的那个去靠。长沙这些年之所以让外地人觉得亲切，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这种不嫌事小的态度。 老百姓提什么，它都接着，哪怕是一颗痣，也愿意翻老资料、搬出当年的说法，让人觉得这座城是活的，不是只会贴通知的。 看着像是在争一颗痣，其实是在争谁能定义“毛主席长什么样”。 是完全服从一九二五年的照片，还是尊重后来在电影、宣传画、纪念章里反复固化下来的那张脸。前者讲究史实，后者讲究共同记忆。长沙最后选了后一条，既给了家属面子，也给了群众一个顺眼的解释，还把城市的亲和力带了出来。 那封要求“去痣”的信并不离谱，写信的人只是想把毛泽东还给他当年的年纪，也提醒人们，历史人物不是石头，形象是会长出来的。 一颗小小的痣，从山野里的伤口走到了雕塑的脸上，又从雕塑走进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被赋予的东西越来越多，看上去只是脸上的一点黑，细想却是整个世纪的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