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上将潘文华决定起义，却发现七姨太是特务，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对七姨太说：“我给你钱，你带孩子去香港吧！” 在成都藩台衙门里，56岁的潘文华正捏着案头密报。 纸上“代号‘夜莺’，潜伏府邸，日通南京”的字迹，让他彻底寒心。 因为，这个“夜莺”，竟是他最疼爱的七姨太张俊。 这位从中药铺学徒起步、官至陆军二级上将的川军宿将，此刻站在历史抉择点上。 那么，他会如何选择呢？ 潘文华早年间是四川仁寿中药铺的学徒，20岁投身新军，因作战勇猛被选入川军潘文华部。 从排长到军长，他始终记得1935年红军长征过四川时，他违抗蒋介石“堵截”命令，悄悄为红军让开通道。 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都是中国人，打自己人，良心不安。” 抗战爆发后，他成了国民党阵营里的“异类”。 当蒋介石掀起反共浪潮，他冒险保护2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将他们藏在川军防区。 1945年重庆谈判，他与毛主席长谈三小时，临别时说：“若有机会，我愿追随先生，为和平尽力。”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 老部下郭勋祺秘密来见，带来周总理的指示：“四川若和平解放，可保百万百姓免遭战火。” 潘文华沉默半晌，说了句：“我等这一天，太久了。” 随后，起义筹备在秘密中推进。 潘文华频繁召集心腹，讨论接管成都的细节。 而始终陪在他身边的，是七姨太张俊。 她为他生下两子，平日温柔体贴，总在会议间隙端茶递水。 变故始于一个深夜。 潘文华起身查看作战地图，透过卧室门缝，看见张俊正借着月光翻看他的军事文件。 他心头一紧，却未声张。 或许只是好奇？ 可接下来的日子，更多疑点浮现。 张俊总在固定时间去杂货铺，回来时衣襟沾着墨香。 她给儿子买的玩具里，藏着极小的铜制零件。 甚至他假装醉酒试探“南京可有消息”，她总是回答的支支吾吾。 而刚来的密报印证了他的怀疑。 张俊是军统安插的特务“夜莺”，任务是监视起义动向，随时向南京汇报。 那夜，潘文华在书房坐到天明。 他想起张俊为他缝补的旧军装，想起儿子扑进他怀里喊“爹”，想起她怀孕时吐得脸色发白…… 更想起成都街头流浪的百姓，想起解放军战士为解放西南流的血。 他在日记里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起义失败，全川百姓陷战火；若她暴露，我死不足惜，但千万人要遭殃。” 潘文华决定“送”张俊离开。 他装作若无其事，对张俊说：“局势不稳，你带孩子去香港避避。我给足盘缠，够你们生活。” 张俊紧张的脸色发白：“你跟我一起走不行吗？” 他叹气：“我是川军主帅，弟兄们等着我带他们找出路，不能走。” 这番话半真半假。 他知道，张俊若留下，迟早暴露。 若带走，或许能保她平安。 更重要的是，他安排两名卫兵“护送”，实则监视。 他要确保她上船，更要确保她不会向南京传递最后情报。 出发那日，码头上人来人往。 三岁的小儿子扒着船舷哭喊“爹”，张俊抹着眼泪挥手。 潘文华背过身，始终没敢回头。 1949年12月9日，潘文华通电起义。 起义部队迅速控制成都，没费一枪一弹，全川百姓免遭战火。 他站在城楼上，看着街头百姓举着“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听着孩子们的笑声，眼眶湿润。 这是他用“舍”换来的“得”。 张俊到香港后，再未与他联系。 有人说她在港开小店，日子清苦。 有人说她改嫁，再无音信。 可潘文华从不打听，只在每年春节，让秘书往香港汇一笔钱，附一张纸条：“家中安好，勿念。” 潘文华的故事，不是“抛妻弃子”的戏码，是一个军人在大义前的清醒与担当。 他曾说：“真正的强者，不是能杀多少敌人，是能在个人情感与民族存亡间，选对那一步。” 有些选择，当时看似无情，岁月却会给出最温暖的答案. 他送走的，是一个特务的过去，迎来的，却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正如他在起义通电里写的：“若得山河无恙，何惧骨肉分离？”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四川立川军将领杨森、潘文华中国壮士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