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教授认为只要抓住主证，用对方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刘渡舟教授看来，《伤寒论》的方证辨证体系之所以历久弥新，关键就在于一个“抓主证”。他指出，《伤寒论》中每个方剂都有一个明确的主证，这个主证是张仲景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最能体现该方治疗特征的症状组合。主证不仅是辨证的核心，更是诊断和用方的依据。只有先抓住主证，才能找到辨证的重点。换句话说，主证就像疾病的“主脉”，是病理变化最集中的外在表现，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病机的关键。刘老认为，抓主证的方法最大的特点在于简明实用。它不需要一开始就复杂地分析病因、病位、病势，而是通过主要脉症来直接确定方药。病机的理解，其实都隐含在主证的辨析中。主证与方剂密切相连，辨出主证，也就找到了合适的方。正因如此，抓主证的方法成为历代医家最常用、最实用的辨证施治手段之一。印会河先生曾用这一方法行医数十年，积累了大量经验并编著成书，可见此法在临床中确实大有成效。从更深的角度看，抓主证并非治标，而正是治本。疾病的“本”，就是病理本质的核心变化。中医认识疾病的方式，往往不是直接解剖或化验，而是通过投方施治，再根据疗效反推病机。例如真武汤能治阳虚水泛的病症，患者服后病愈，说明病机确实是阳虚水泛。历代医家正是通过这样的临证反复验证，逐步总结出各病的主要病理特征，也就是主证。像小柴胡汤的“七症”、麻黄汤的“八症”，这些经典主证就是古人治病求本的智慧结晶。只要抓住这样的主证，用对方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抓主证并不是僵化地一方一证，而是要了解“一方多证”的灵活性。刘老强调，《伤寒论》中的方证体系既要懂得一方一证，更要明白一方多证。例如葛根汤，《伤寒论》中有“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也有“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同样是葛根汤，但主证不同，病机亦有差异。五苓散在太阳病篇中治膀胱气化不利之水气内停，在霍乱病篇又治脾胃寒湿、上吐下泻之证。吴茱萸汤在阳明、少阴、厥阴三篇中均出现，主治虽同，脉症组合却各有特点。这些都说明，主证虽为核心，但应用要灵活，应在理解病机一致的基础上因证施治。抓主证的方法还强调“知常达变”。方证有常态，也有变证。刘老举大青龙汤为例，典型主证是“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痛、不汗出而烦躁”，这是常；而另一条说“脉浮缓、身不痛但重、乍有轻时”，这就是变。虽然脉象和身痛变化了，但只要“无少阴证”，而“不汗出烦躁”的主证依然存在，就仍可用大青龙汤。也就是说，只要病机未变，方证即可通用。医生临证时，必须明白这一点，不可拘泥于教条，而要从变化中把握不变的核心。为了真正抓对主证，刘老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明理，熟悉《伤寒论》的基本病理与方证理论；二是要熟读原文，反复诵习，把各方主证记熟记牢；三是要有程序。诊察时，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与辨证相关的主要信息，再与记忆中的主证系统对照分析，看是否吻合。判断过程中要多方考虑、灵活思维，不可死板。一旦发现脉症符合某一主证，就应果断下方。刘老还总结了抓主证的几个临床要点。首先，“不必悉具”。经典中所载的主证是最典型的组合，但临床上往往不会全部出现，只要具备其中最关键的症状即可下方。张仲景在书中说“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这正是抓主证的重要原则。其次，要“删繁就简”，面对复杂的症状，要找出最能代表病机的几个关键点。刘老形象地比喻为“千军万马中取上将之首”。第三，要“辨别疑似”，因为有些主证彼此相似，要仔细分辨，否则容易误诊。第四，要“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伤寒论》中的很多条文都体现了这种思路，如“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就是根据病情轻重、缓急而调整先后；少阳并阳明时，则根据舌苔、大便情况选择小柴胡汤或大柴胡汤，充分体现了灵活性。从整体来看，抓主证的方法是辨证施治与专病专方的结合。它既能体现中医“治病求本”的原则，又能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现象中抓住核心。正如刘老所说，抓住主证，就像纲举目张、抽丝剥茧，再复杂的病情也能理出头绪。掌握了这个方法，中医辨证就不再繁琐，而变得清晰、有力、实用。这种由主证入手、由方悟机的思路，不仅是《伤寒论》的精髓，更是中医辨证论治永恒的智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