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艾青病逝，终年86岁。安葬那天，送别的人群中，高瑛穿着朴素，没说一句话。她安静地看着棺木落入墓穴。几十年陪伴，从青年到老年，她未曾离开一步。 没人记得她是怎样被他看上的——那是五十年代，北京作协后院的工间操时间。她当时22岁，刚调来不久，有两个孩子。每天早上，她总感觉有人盯着。抬头看，楼上窗口，一名中年男子站着，目光没挪开过。 她以为是错觉，换了地方做操，那个目光还是跟着动。她问同事，那人是谁？得到的答复让她一怔：艾青，写诗的。 这个名字她再熟悉不过。七年前，她在哈尔滨念师范，读到他的《卖艺者》，震动很久。那时她无法想象，有朝一日，这个写出沉痛诗句的人会站在窗口，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几天后，艾青找机会接近她，约她一起去看电影，甚至说是带妹妹出门，其实只是想多接触几次。两人慢慢开始聊天，她没隐瞒自己已婚的身份，还说出了真实处境——结婚前被隐瞒，丈夫在乡下有原配和孩子，想离婚却迟迟无法解决。 艾青听完，在后院抽了很久的烟。第二天，他递给她一张纸条：春明食品店，上午九点，来见我。 她犹豫了一整夜。一个著名诗人，年纪大她23岁，又刚打完五年离婚官司，看起来怎么都不像是个稳妥选择。她心里防着，却还是准时出现在那家店门口。 见面那天，艾青没绕弯子。他说：“我知道你结过婚，我也有过复杂的感情。我不玩感情，我是认真的。若你家庭安稳，我绝不会打扰。”她听完没有立刻答应，只说了一句：“若有缘，就别错过。” 他们的关系迅速被前夫察觉，对方直接在单位举报，说她与艾青勾结破坏家庭。那个年代，这类风波往往牵涉严重。她被隔离审查，调岗写检查，艾青则一度失联。 为了传信，她翻出托尔斯泰的小说《家庭幸福》，在几行文字下划了红线。书通过编辑辗转交到艾青手中。他一眼读懂了暗语：“我爱他，无所畏惧。” 审查结束，她收到离婚判决，也被判劳教半年。但那一年，1956年3月27日，她和艾青登记结婚。 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孩子出生不久，风波又起。有人施压让她离婚，她当场表示：为了这个家庭，自己可以退团，但不退婚。 1958年，她带着一儿一女，随艾青去黑龙江、再到新疆生活。那一走就是21年。冬天种菜，夏天养鸡，她是编辑也是家务主力，什么都得会。艾青身体不好，眼疾、疝气、慢性病不断，她帮他查资料、处理家事，一点没离开过。 1978年，艾青重返文坛。她陪他回北京，继续为他收拾稿件、安排日程。为了让他吃药，她每天亲自将药碾碎，藏进酸奶里，骗他说“今天的酸奶特别香”。 她从没抱怨过。有人说她失去了个人空间，她却写了一首诗叫《藤》，只一句话：“她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 多年后，艾青出国访问，每次都带回礼物。在巴黎，他把烟卖掉换钱给她买手表；在日本，他挑了双鞋，用袋子拎着上飞机，就怕压坏。 她始终记得那个站在作协窗前的男人，一眼望了下来，望了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