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王泽浚在北京秦城病逝，终年70岁。他临终前没留遗书，也没请求任何人。他走得安静。 解放前，王泽浚被俘。他拍着大腿喊：“我是川军啊！”喊得用力，声音发颤。没几个人听懂他想表达什么。这是碾庄血战后压抑到极点的控诉。 那年11月，王泽浚是国民党44军军长，驻守碾庄南线。战斗爆发前，他手下仅有12门老炮，用的还是陈旧汉阳造。开战不到两天，弹药就打光了。他反复向黄百韬请求补给，却被要求上缴剩余火炮。连同拉炮的骡马，也被收走。 炮没了，骡子没了，人还得守。王泽浚亲赴前线，被弹片炸伤，一边裹着伤口，一边大声调度。阵地被反复冲击，每次顶上去都是人头攒动地倒下。 碾庄是复杂的村落群，每个村落周围围着厚实的圩墙。解放军从五个方向发起突击，步步蚕食。王泽浚的部队支撑了整整七天，直到18日彻底失联。 当天夜里，他在临沂被俘，送去审讯。面对审讯人员，他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川军到底做错了什么？” 过去川军上前线，抢着打。武器差，补给断，也照样死守。可这一次，他明白了，自己成了消耗战的外层。 碾庄一战，44军阵亡过半，25军守到最后，黄百韬饮弹自尽。这场战役虽是大局一环，却成了王泽浚一生的断点。 战后，他被转押益都、苏州、济南等地，定为战犯，原判死刑。因认罪态度“良好”，改为死缓，最终关入秦城。 他在监狱里修水管，补缝纫机，学种花。偶尔遇到干部家属防范自己，也不解释。跟沈醉并肩蹲在沙发上，他会说：“我也来安逸安逸。” 一次外出劳动，看到孩子们跑过来，沈醉伸手想摸一摸，家长立刻呵斥。王泽浚拉着他说：“打胜仗有罪，打败仗也有罪。”说完，就沉默了。 他活到70岁，最后的二十六年，没有刀光，没有号令，也没有一句狡辩。他曾是少将军长，出身于川军系统，父亲王缵绪是四川省主席。但他知道，这种出身，在那场体制内的战争里并不值钱。 黄百韬是蒋介石的嫡系，拥有完整编制、最先进装备，能调动美械供应。川军则属于杂牌，既要顶线，也难获补给。即便战功显赫，也不被真正信任。 王泽浚那句“我是川军啊”，是在为整个体系的边缘人发声。在统一的战术安排下，他们是牺牲线，是补位者，是可以牺牲的标记。 王泽浚没在战场上死，也没在牢里崩溃。只是到了最后，他还是没能等来一句平等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