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准备处决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可棍字也不知道怎么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底细，便说道：“这兵胆大包天，敢临阵脱逃，不能轻饶。” 在民国那个军阀乱世，权力通常和枪炮划等号，可偏偏对于那位以“狗肉将军”闻名的大军阀张宗昌来说，一桩压根没进正史的军营奇闻，却让我们看到了他权力逻辑里最拧巴的一面：一个逃兵的生死，最后竟然卡在了几个写不出的汉字上。 张宗昌身上那股子土匪气，加上说一不二的火爆脾气和严苛的治军手段，是众人皆知的标签，他军营里总混着火药和烈酒的味道，沉重的步伐踩在地上传出的声响，无不在宣告着他绝对的权威。 当一个临阵脱逃的兵被抓到他面前时，按规矩和他的一贯作风，一纸“枪毙”手令似乎是唯一的下场。 但权力还有另一副面孔，那就是他对“风雅”近乎病态的迷恋,这位私塾没读几天的大帅，一边被大家笑话是“三不知”将军，一边却肯砸下重金去重刻儒家的《十三经》，甚至不惜让幕僚代笔，自己再蒙着薄纸一笔一划地描摹，只为在序言盖上“亲笔”的大印，好挣个文化人的名声。 也正因如此，他坚持亲自签发手令，把毛笔当成了和军刀一样重要的权威图腾。 当张宗昌捏着笔，想把生杀大权浓缩到一个“毙”字上时，他那点可怜的墨水终于不够用了,那支悬在半空的毛笔，和他脸上憋得通红的肌肉，一下就暴露了他铁腕权力下最心虚的软肋。 他身边那个机灵的下属立马看出了这要命的停顿，赶紧凑上前提议，要不改枪决为“棍刑”吧，这无疑是想给暴怒边缘的上司找个台阶下，张宗昌顺坡就下，眼看这场尴尬就要过去了。 谁能想到，当他准备写那个笔画更复杂的繁体“棍”字时，又一次被卡住了，这次的失败，比上一次的杀伤力还大，它几乎把张宗官那身“文化人”的伪装扒得一干二净。 他瞬间明白，自己连个轻点的惩罚都写不出来，那名逃兵的死活，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他真正的怒火，全对准了这几个让他当众“有辱斯文”的汉字。 最终，面子彻底压倒了军法，张宗昌一句“算那小子命不该绝”，就把笔往桌上重重一拍，用一句看似宽宏大量的场面话，掩盖了自己连续两次的文化出糗。 他不是发善心，他只是想赶紧结束这场让他丢尽脸面的闹剧，一个士兵的性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保住了。 张宗昌甩手走人前，留下了一句模糊的指令：“按军规处置”。这在当时那个情境下，根本不是一道清晰的命令，而是一个需要“翻译”的信号。 那位机敏的副官此时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太懂自己这位上司了，深知他“骂得越响，内心可能越犹豫”的套路。 于是，这位下属成了这场权力事故的“善后者”，他把逃兵拉到后院，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然后偷偷把人放了，甚至还好心塞了点干粮。 做完这一切，他把那张只留下一个墨点、见证了司令官全部窘态的白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火盆里。 参考信息： 《张宗昌诗文与逸闻整理》·地方史料汇编·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