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徐悲鸿因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偏瘫），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比徐悲鸿年轻28岁的夫人廖静文，毅然放下一切，全身心投入到对丈夫的照料中。 徐悲鸿曾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协主席，可他心思根本不在办公室里，连学生宿舍窗帘的颜色这种小事都过问的他，心里真正惦记的，是给新中国画出“脊梁”。 为了构思那幅新的《愚公移山》，他直接把自己扔进了山东的水利工地，和民工们同吃同住，自称是“水利大军的十万分之一”。 这种燃烧式的投入，让他的肾炎再次发作，血压更是一度飙到200以上，所以，1951年夏天那次脑溢血，就是一场长年累月生命透支后的必然倒下。 他倒下后，右半边身子彻底不听使唤，偏瘫了，这时，两个层面的人开始守护这个濒危的“画魂”。 第一个是他的妻子廖静文，当噩耗传来，她放弃了中央美院的口试，也顾不上去文工团排练了，她的世界瞬间缩小到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她也搬到了医院附近住。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那僵硬的肢体作斗争，一遍遍地按摩，每两个钟头雷打不动地给他翻身，就怕生出褥疮，徐悲鸿既有肾炎又有高血压，她就自己动手做低盐的病号饭。 而她自己，常常就是咸菜配窝头，女儿看不懂，还以为妈妈苛待自己，但对廖静文来说，这不是牺牲，是爱，她还在病床前为丈夫读报，整理那些从工地上带回来的速写，维系着他重执画笔的希望。 第二个层面，来自国家，周恩来直接下了指示，要求北京医院组织最好的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这份情谊，早在1924年的巴黎就结下了，他们在公社社员墙下，确立了艺术要为觉醒的民族服务的共同理想。 这也不是周恩来第一次关心徐悲鸿，1945年就托郭沫若送去延安的红枣小米，1948年更是通过田汉把他劝留在了北平，任命他为中央美院首任院长，就是国家对他的信任。 在妻子的体温和国家的托举下，徐悲鸿奇迹般地康复，四个多月后能坐起来，到了1953年春天，已经能慢慢走了。 可惜，他骨子里那股为国尽瘁的劲，最终还是耗尽了他，1953年9月，因为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连日操劳，他再次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年仅58岁。 他去世后，廖静文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将丈夫的所有遗产，包括他本人的1200余幅作品、他收藏的1200余件书画，以及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她知道，这是徐悲鸿的遗志——艺术属于人民，这桩超越了生死的家国盟约，至此终于完成了闭环，1954年，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落成，他燃烧一生绘就的画卷，最终化为了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主要信源：（北晚在线——周恩来徐悲鸿等先后赴法,这些先驱们对古老中国有哪些探索?、 广州日报2023年10月21日——徐悲鸿与岭南的“艺术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