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总是敢于欺负中国？毛主席曾经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因为在日本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国度，无论是在清朝还是民国政府时期，中国人民始终都是在自己忙于自己的事情。 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不妨从甲午海战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说起。 很多人都知道，北洋水师筹建初期在亚洲也算得上排得上号的力量，可真到了战场上却节节败退。 不少人将原因归结为装备落后，但往深了剖析就会发现，比装备差距更致命的，是组织体系的全面涣散。 当时北洋水师的舰船保养早已形同虚设，部分军舰的锅炉长期未经清理，航行时动力严重不足；炮位的瞄准装置不少都生了锈，平日里根本无人维护。 更荒唐的是，炮弹供应里还掺着猫腻，有些炮弹的弹丸与药包根本不匹配，打出去要么威力锐减，要么直接卡壳。 这些问题绝非临战突发，而是长期无人问津、放任不管攒下的烂摊子。 前线将士在海上浴血奋战，后方官员却在盘算着从军饷里捞取好处，这样的军队自然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军队尚且如此，民间的状态更令人心寒。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辽东登陆时，当地不少百姓竟拿着自家的粮食蔬菜去跟日军换钱，还有人主动给日军带路，告知清军的布防位置。 这并非百姓天生缺乏家国情怀，而是在清朝的统治下，普通民众早已养成了“朝廷的事与我无关”的心态。 平日里赋税沉重，官吏肆意欺压，朝廷从未将百姓视作自己人，到了打仗的时候，百姓自然也不会把保卫朝廷当成自己的责任。 日军间谍战前的侦查报告里就写着：“中国百姓对国家兴亡漠不关心，只知谋一己之利，官府腐败成风，军队纪律荡然无存。 ”这样的报告，无疑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十足底气。 清朝倒台后，民国本应带来新气象，可无组织的状况反而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便是各路军阀的混战，在这些军阀眼里，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地盘和势力范围。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军阀卢永祥和直系军阀齐燮元为争夺江苏、浙江的控制权大打出手，这场混战的背后，其实藏着日本谍报人员的操盘。 当时派驻上海的日本谍报武官冈村宁次，起初给卢永祥提供了一千发山炮炮弹，还帮着训练军队；转头见卢永祥战局不利，又立刻给齐燮元出谋划策，制定奇袭计划，最终帮着直系彻底击垮了皖系。 冈村宁次的操作远不止于此，直奉战争时，他给奉系提供工人运动的情报，帮着奉系解散总工会；奉系战败后，他又转头当起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撺掇孙传芳搞“联省自治”，本质上就是想把这些军阀变成日本操控的傀儡。 可这些军阀对此毫不在意，只要能拿到日本的武器和支持，根本不管对方的真实目的，一心只想着合作。 孙传芳后来被北伐军打垮，第一时间就找冈村宁次帮忙筹措弹药，甚至愿意以“加入国民党”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持，早已将国家主权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种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直接造成了国家实力的碎片化。 当时的日本，早已通过明治维新搭建起统一的工业体系，政府统一规划钢铁、军工等关键产业，军队实行严格的征兵制，全国上下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 咱们这边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每个军阀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阎锡山在山西建兵工厂，只造自己军队能用的步枪；李宗仁在广西搞工业，只关注粮棉生产，没人会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重工业建设。 抗战爆发前，日本一年能产五百多万吨钢铁，咱们全国的钢铁产量加起来还不到四万吨，连人家的零头都够不上。 日本对这些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其侵略行动从来不是贸然之举，而是一步步试探推进的。 从甲午战争时试探清朝的底线，到民国时期利用军阀混战渗透势力，每一次行动都精准抓住了中国无组织的弱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原本还担心国际社会干涉，可看到国民党政府一门心思打内战，东北军不战而退，各地军阀只顾着保存实力，压根没人主动站出来抗日，便彻底放下了顾虑。 冈村宁次后来在日记里虽抱怨过自己在上海的谋划未能完全如愿，但字里行间都透着对中国军阀混乱状态的轻蔑。 占领东北后，日军开始逐步向华北渗透，他们发现，即便在占领区的统治中，也能利用中国人的涣散状态来降低成本。 他们扶持伪军，搞“以华制华”，这些伪军里不少都是之前的地方武装，只要给些蝇头小利就愿意为之效力。 在华北的一些县城，日军只需派驻几十个士兵，再找几个当地汉奸维持秩序，就能牢牢控制整个县城。 这背后的原因，还是百姓的心态依旧没变，只要不直接欺负到自己头上，就不愿出头反抗。 这种状态大大降低了日军的侵略成本，也让他们的野心不断膨胀，一步步把战火蔓延到了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