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整个侵华期间掠夺的文物高达360万件！1968年，日本为了展示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专门建了一个博物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里面展示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物，有商周的青铜器，魏晋的佛像，历代文人的书画，宋元明清的瓷器，数不胜数。 在上野公园的葱茏绿意掩映下，有一座外观肃穆的宏大建筑。那是196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了专门展示来自东方的艺术珍品而正式开放了东洋馆。 如今走在这座殿堂里，四下里静得只能听见空调的嘶嘶声。就在这片寂静中，来自中国的游客往往会在一个个明亮的展柜前不仅放慢了脚步，更屏住了呼吸。 玻璃那一侧，躺着的是王羲之的《丧乱帖》，笔法精妙绝伦，墨痕流转间似乎还透着书圣当年的家国悲愤。 然而，让玻璃这侧的观看者感到更悲愤的是旁边那张精美说明牌，上面赫然标注着四个大字：“日本国宝”。 这并不是特例，在这座号称藏品十余万件、占据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的庞大博物馆里，像这样被奉为顶级的中国文物还有很多。 在东洋馆那柔和的灯光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意境深远，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娇艳欲滴，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诗仙的洒脱。 这些本该挂在中国江南书斋或宫廷内苑的宋元传世孤本，如今却只能在日本的土地上缄默。 展厅内那写着“东洋瓷器”或“东亚艺术”的标签，总是刻意地运用地理上的模糊概念，轻飘飘地带过文物的真实原籍。它们大多对自己如何渡海而来的经历讳莫如深。 然而，历史的草蛇灰线从不会真正断绝，这一切的源头，并非一次偶然的战火波及，而是一场精心策划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狩猎。 这不仅仅是士兵的野蛮冲撞，更是一群披着文明外衣的“学者”在精准作业。 早在甲午海战爆发之前，一批批名为“探险队”、“考察团”的日本人就已像幽灵般渗入中国的内陆。他们手中没有枪炮，只有测绘仪和笔记本。 从敦煌经卷的洞窟方位，到河南殷墟的甲骨文分布，再到故宫珍藏的书画名录，一张巨大的“文物藏宝图”在战争打响前就已经悄然绘制完毕。 当1894年的硝烟升起，早已按图索骥的日军便撕下了伪装。在辽东和山东，他们不仅是攻城略地，更是精准地将五十多万件早已盯上的瓷器、书画打包上船。 那些曾在深宫或名家手中的商周青铜器、魏晋古佛，就此开始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流浪。 这种掠夺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猖狂且具有法律外衣。日本竟然出台了所谓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法》，赤裸裸地将强盗行径合法化。到了全面抗战时期，这种掠夺更是进化成了国家机器的系统性运作。 一个名为山本清的名字，在这场文化浩劫中显得尤为刺眼。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他，是专攻东亚历史与艺术的佼佼者，可他并未用积累的学识守护文明瑰宝，反而成了 “关东军文化财产调查队” 中积极参与的急先锋。他受命于日本皇室成员秩父宫雍仁亲王，利用专业知识在烽火连天中精准“扫货”。 无论是在哈尔滨骗取明代青花瓷，还是在上海卷走宋代名瓷，亦或是对济南汉代古寺石刻的强拆，山本清的眼中只有清单上的任务，全然不见文化人的良知。 即便寺庙住持跪地苦苦哀求留下佛像，他也只是冷漠地指挥装箱运走。甚至连单纯的学术机构也不放过，南京图书馆那几十万册包括《四库全书》珍本在内的古籍，就因为带不走而被付之一炬，化作了历史空中最痛心的灰烬。 这一时期，日本为了搜刮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在东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打着“交流”的幌子深入乡野豪取强夺；在江南，传承数百年的私家藏书楼被洗劫一空。 除了这些承载文化的器物，连同那重达六千吨的黄金——无论是国库储备还是佛像脸上刮下的金粉，都被作为战后复苏的“原始资本”运往东洋。 战后山本清遭到盟军逮捕，1949 年在东京接受审判时，即便面对铁证如山的文物运输记录，他依旧强词夺理，声称自己的行为是 “保护文物”。 这种诡辩无法掩盖事实：那就是高达360万件中国文物在战争期间被掠夺。如今，虽然他在狱中病死，但他经手掠夺的无数瑰宝，依然静静地躺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或是散落在日本各处。 那里被列为“重要文化财”的战国彩釉壶，被定为“国宝”的战国青铜鼎和唐代海砚纹铜镜，它们身上的每一道光泽，似乎都在无声控诉着那段屈辱。 甚至在靖国神社门前，那对来自圆明园的石狮子和鸿胪井碑石，至今仍被公然摆放，这已不仅是展示，更像是一种傲慢的炫耀。 这一笔账，算起来异常艰难。1970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因没有溯及力，竟然成了日本推诿责任的挡箭牌。 他们一边模糊文物的来源，一边将这些沾染着掠夺印记的藏品纳入自己的国宝体系，仿佛只要时间够久，强盗就能洗白成收藏家。 信源：新华网——日本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