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中日一有冲突的时候，在中国的日本人没听说抢着回日本的，起码表面上看，依然该干嘛干嘛。 每当中日关系稍有风吹草动，网上总会冒出不少声音：是不是要准备回国了？但回头一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确实有人打包行李、提前续签、甚至直奔机场， 而在中国的日本人，不管外交风向怎么变，生活节奏几乎不受影响，依旧是骑着自行车买菜、穿着西装上班、周末泡咖啡馆。 这个差异，表面看是态度问题，深挖下来，其实是社会环境、生活根基和历史惯性的合力反应。 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每次风波出现，侨民群体的反应总是呈现出一种规律性分化。 在日本的中国人更容易产生撤离倾向，而在中国的日本人却“稳如老狗”，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公开场合提到“台海若有战事，日本将进入存亡危机事态”，引发中方强烈反应。 中国外交部随即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并发布安全提醒，建议中国公民谨慎前往日本，然而在华的日本人并没有因此出现明显的撤离动作，生活照常，社交如常。 这一差异首先与两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日本在外交摩擦时期，舆论往往迅速倾向对立情绪。 尤其是右翼媒体在报道中频频使用煽动性语言，网络空间也容易出现极端言论，这些都直接加重了在日华人的心理负担。 中国驻日使馆在敏感时期往往会加强安全提醒，这虽是出于保护目的，但也在客观上加剧了风险感知。 而在中国这边，即使出现外交摩擦，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始终强调理性、克制，明确反对迁怒普通外国人，对在华日本人而言，这种社会氛围反而更具可预期性。 比如在2025年这次风波中，北京、上海等地加强了对日本人常住区的巡逻密度，相关社区也保持稳定秩序，这种稳定性，不是靠喊口号维持，而是通过多年社会治理积累下来的制度保障。 再看侨民本身的构成，也能解释两种反应模式的不同，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中，留学生和短期务工者占主体。 这类人群在日本的生活周期较短，房子是租的，工作是临时的，社交圈多局限于华人社群，生活根基浅。 对很多人来说，日本不过是人生的一站，走的时候，最多也就是一张单程机票的事。 反观在中国的日本人，情况就复杂得多。很多人是企业外派人员，有稳定的工作合同、家庭和教育安排。 日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产业链和社会网络。 撤离，不仅意味着事业中断，还可能牵动家庭安置、子女教育甚至公司运营等一整套连锁反应，这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事，对他们来说稳定生活比短期情绪更有分量。 这种差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约三分之二的在日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当时的留学生们不仅回国，还组织了“留日同学抗日救国委员会”，积极投身抗战宣传。 而二战结束后，中国境内约有200万日本侨民，绝大多数在1945至1955年间通过官方遣返渠道离开中国。 但也有约10万日籍妇女和4000名日本遗孤选择留在中国，成为“中日民间关系史”中独特的一页，这种历史惯性，在今天的行为模式中依旧隐隐显现。 文化融入程度也在悄然影响侨民的判断方式。在日本的中国人，语言障碍常常成为信息理解和判断的瓶颈。 不少人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停留在表面，遇到突发情况时，容易依赖朋友圈、微信群等封闭渠道传播消息，进而对风险产生过度反应。 而在中国的日本人，多数具备中文沟通能力，熟悉中国社会舆论生态，知道什么是官方声音、什么是民间情绪，也懂得如何在社区中更好地自处，这种信息甄别能力，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局势的判断和行动策略。 2025年这次中日外交摩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高市早苗的言论在中国舆论场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并通过正式渠道进行外交抗议。 一时间，赴日旅游搜索量大幅下降，部分在日华人开始咨询回国事宜，甚至有航空公司增加了回国航班的座位数。 但在华日本人社会则较为平静，日企仍旧按原计划参展进博会，日本社区照常举办文化活动，即便舆论有所波动，线下生活却未见明显变化。 归根结底，侨民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并不只是看新闻标题，更是看他们在住在国的生活根基有多深。 对在日中国人来说，退出的成本低、情绪波动大，行动自然更直接，而在华日本人已把生活扎在了这片土地上，撤离的代价高、判断也更理性。 更深一层看，这种行为差异也折射出两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中国在危机时期的稳定性和包容度，让外来人口有更多安全感。 而日本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舆论走向和社会情绪容易波动，外籍群体的处境随之变得不确定。 这些年，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没有因为国际局势频繁抽身，反而在新能源、医药、精密制造等领域不断加码投资，这种经济依存的现实，也进一步加固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定力”。 信息来源： 《新闻周刊丨高市之“祸”：撕裂中日关系的“天崩开局”》——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