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早就说过，俄乌打久了，最先倒霉的不是美国，不是小国，是德国。德国这么多年，基本靠的是俄罗斯便宜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 没有这玩意，德国的工业根本支撑不住。默克尔搞的北溪管道，直接是德国经济的命脉，没了它，德国就完了。 俄乌冲突将进入第四年，美国实现LNG出口大幅增长，而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作为能源保障的德国，正遭遇战后最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危机。 德国工业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需从默克尔时期的能源战略追溯。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德国加速推进弃核进程，2022年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时，可再生能源仅能满足55%的电力需求，缺口主要依靠天然气填补。 当时俄罗斯天然气价格较欧洲其他气源低30%，且通过北溪管道稳定供应，巅峰时期占德国天然气进口量的55%，其中化工行业7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北溪管道发生泄漏事件，成为影响德国工业的关键事件。2022年9月管道泄漏后，德国紧急转向美国采购LNG，采购成本增长三倍。 2025年10月数据显示，美国LNG出口量达1010万吨，创历史纪录，德国是主要买家之一。 巴斯夫路德维希港工厂具有代表性：此前天然气占生产成本的20%，目前已上升至45%，2025年不得不关闭30%产能，并将部分生产线迁移至中国湛江。 能源成本上升直接引发产业链外迁现象，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3-2025年，宝马、大众等车企累计将120亿欧元产能转移至美国和中国，其中大众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新建电动车工厂，获得美国政府的能源补贴。 更严峻的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德国工商总会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能源密集型中小企业倒闭率同比上升27%，较2019年增长一倍。 这种困境并非无迹可寻，基辛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洞察到德国能源供应的短板。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依赖中东石油的德国工业停产率达40%，当时默克尔作为青年党员亲历危机，此后推动北溪管道建设，正是为规避类似风险。 但地缘政治局势突变超出预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在美方压力下主动切断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打破了自身构建的能源安全体系。 2025年美国对德LNG出口量较2021年增长5倍，按当前价格计算，德国每年需多支出400亿欧元，相当于其国防预算的60%，这一能源成本负担对德国经济形成显著压力。 德国的能源转型也陷入两难。联邦经济部2025年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占比虽达55%，但电力仅占工业用能的28%，剩下72%仍依赖天然气，尤其是化工行业需要天然气作为原料，根本无法用电力替代。 德国大力发展的生物质能，2024年发电量仅36太瓦时，仅能满足电力需求的9%，远不足以填补缺口。 民生领域的连锁影响逐步显现，2025年德国通胀率回落至3.5%，但能源价格较2021年仍高出60%，60岁以上群体中，有18%表示将在冬季减少取暖支出。 就业市场同样受到冲击，德国联邦劳工局数据显示，2025年能源密集型行业失业人数达18.7万，较冲突前增加11万，鲁尔工业区等传统工业基地的抗议活动已持续半年。 欧盟内部的分歧使德国陷入孤立，匈牙利始终未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2025年其进口价格较德国低30%，导致德国钢铁企业竞争力大幅下降。 波兰、捷克等国虽跟随欧盟对俄制裁，却通过匈牙利间接采购低价天然气。德国倡导的“欧盟统一能源采购”始终未能落地，反而承担了更高的能源成本。 回看历史，德国曾有过成功的能源危机应对经验，1973年石油危机后，德国用十年时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40%，并培育出西门子等节能技术巨头。 但这次情况不同，当时有苏联作为替代能源供应方，现在却要面对“美国高价LNG+欧洲内部分裂”的双重困境，节能技术再先进也难抵成本飙升。 德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成效有限，2023年推出的2000亿欧元能源补贴，仅能覆盖企业半年的成本支出，2025年补贴规模缩减至800亿欧元。 后续趋势已清晰可见，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测，若俄乌冲突持续到2027年，德国工业产出将较冲突前下降12%，化工、钢铁等优势产业将丧失全球竞争力。 政治层面，绿党因坚持对俄强硬立场支持率暴跌，联盟党在2025年地方选举中重新夺回巴伐利亚州执政权，可能推动对俄能源政策松动。 德国的困境本质是能源战略与外交立场绑定的结果，默克尔时期推行“能源自主+外交平衡”策略，使德国在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间形成平衡；冲突爆发后，德国放弃中立立场追随美国对俄政策，未获得相应的能源支持，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受影响者。 德国的困境本质是“选边站”的代价，默克尔时期“能源自主+外交平衡”的策略，让德国在经济和安全间找到平衡点；而冲突爆发后，德国放弃中立立场紧跟美国，却没得到相应的能源补偿，反而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