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程序与崇祯帝的立场看，袁崇焕的罪状——“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杀毛文龙）——在明末纲纪废弛的背景下，确属可究之责。尤其是诛杀毛文龙，虽有其整顿军纪的考量，但先斩后奏的越权行为，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是难以饶恕的“原罪”。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他率军“潜越”蓟州驰援，虽意在护驾，但在疑心重重的崇祯眼中，此举与纵敌深入、胁迫朝廷何异？从这个角度看，崇祯杀他，有其维护皇权尊严与战时法度的“依据”。 然而，从战略全局与历史情境剖析，袁崇焕无疑是时代的悲剧。他的“五年复辽”是提振士气的政治宣言，需要时间与绝对信任，而崇祯与明朝朝廷恰恰给不了他这些。杀毛文龙虽然后患无穷，但本质上是为了统一辽东指挥权，解除后方掣肘。至于“通敌叛国”，则很可能是皇太极拙劣却高效的反间计，在明廷上下猜忌、党争不断的土壤中迅速发酵。他最终的命运，实则是明王朝系统性崩溃前，君主极端猜忌、官僚内斗不休、军事压力巨大这多重绝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既是冤枉的，也是“必然”要牺牲的。 冤枉在于其心可鉴，忠忱为国，绝非叛徒；“必然”在于，他身处一个已无力承担长远战略、无法信任军事统帅的腐朽体制末端。崇祯帝需要一只代罪羔羊来承担京城被围的政治责任，而位高权重、行事刚直的袁崇焕便成了最显眼的目标。 袁崇焕之死，不仅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覆灭，更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王朝末路中，忠诚与猜忌、英雄与体制的悲剧性碰撞。他的冤屈，不在于罪名本身，而在于那个不配拥有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