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日本肆意挑衅中国红线的“中日关系”，但凡是打着什么“中日学校、中日医院、中日铁路、中日道路、中日旅游街、中日慈善机构”等等涉及“中日”两个字的任何组织、任何机构、任何团体，都应该积极顺应国家号召、国民民意。要立即更名，立即纠正，不能再让所谓的“中日友好”虚伪绑架中国人。 回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推出“中日友好”系列项目时，两国关系确实处在蜜月期。当时冠以“中日”之名的学校、医院如同友谊的桥梁，承载着技术交流与文明对话的功能。北京那所著名的中日友好医院就是典型案例，建成时日本提供医疗设备，中国派驻顶尖专家，双方通过学术交流提升了诊疗水平。 但时过境迁，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屡次挑战中国底线。去年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直接将中国称为“最大战略挑战”，这种表述与其对外宣传的“友好”姿态形成鲜明反差。当双边关系实质内容发生改变时，继续沿用旧有名称自然引发民众不适。 具体到文教领域，部分中日学校近年来的运作模式值得审视。某些学校长期以日语教学为特色，却将日本历史课程比重提高到反常的程度。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学校使用的部分教材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的表述含糊其辞，这种潜移默化的渗透正在引起教育界警惕。 在公益慈善方面，某些挂着“中日友好”招牌的慈善基金会也显现出运作偏差。有调查显示，个别机构将超过六成捐款用于“行政开支”，真正用于帮扶中国困难群体的资金不足三成。这种打着慈善旗号却消耗社会爱心的行为，已经背离了公益事业的初心。 交通建设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现象。某省曾与日本合作修建的中日友好公路，在后期维护中持续依赖日方技术支援，导致部分核心养护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这种隐藏在基础设施合作背后的技术依赖，与我国倡导的科技自主方向明显相悖。 文教领域的现象更为复杂。部分城市设立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心，近年逐渐演变为单方面宣传日本文化的平台。例如去年在青岛举办的某场活动中，组织方刻意淡化中国文化元素，将活动办成日本民俗展示会。这种文化输出失衡的现象，与双向交流的初衷完全背离。 医疗领域的案例同样引人深思。某市中日友好医院曾出现优先采购日本医疗设备、排斥国产优质设备的情况。当医护人员提出质疑时，院方以“日方技术支持”为由拒绝调整采购标准。这种在专业领域放弃自主选择权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当前医疗体系的发展要求。 旅游领域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某些城市打造的中日旅游街逐渐变味，街道商铺清一色销售日本商品，连服务员都要求穿着和服接待顾客。这种刻意营造的“伪东瀛风情”，既扭曲了商业街的定位，也忽视了本地文化特色。 民间情绪的变化已经十分明显。社交媒体上关于“拆除中日招牌”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突破十亿次。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两国关系现状的清醒认识。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名称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当“中日友好”这个称谓与现实情况产生明显背离时，相关机构确实需要重新评估名称的适当性。 更深层次看，名称调整关乎文化主权。韩国在2017年就已经将“日本文化院”更名为“东亚文化中心”，这种去殖民化的文化自觉值得借鉴。名称不仅是符号，更承载着民族尊严与历史认知。 当前国际形势下，保持战略定力与文化自信尤为重要。移除不合时宜的“中日”前缀，与保持正常民间交往并不矛盾。我们依然欢迎真诚的文化交流与技术合作，但必须摒弃那些名不副实的标签。 各类机构应当顺势而为，主动开展名称规范化工作。比如改用地域特征或服务特色来命名，既保持机构延续性，又符合当前民意期待。这种调整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建立更加平等健康的交流基础。 说到底，机构名称必须与实质内容相符。当“中日友好”这个称谓已经难以准确描述现实关系时，调整就成了必然选择。这既是尊重民意的表现，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健康的国家关系都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正本清源的方式梳理各类机构定位，实际上是为未来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创造更扎实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