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参与修建三峡大坝的老人曾透漏过，90%的人不知道，其实在三峡大坝修建初期，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对修建三峡大坝持反对意见，谁知黄万里先生的计谋更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此计“有伤人和，不伤共和”。 作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标志性工程，三峡大坝从规划那天起就处在各种声音的包围中。 这座横跨长江的巨型建筑，承载着防洪、发电、航运等多重使命，也凝聚着无数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 在这场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中，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反对声音显得格外突出，他以“孤独的谏言者”身份，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值得深思的技术质疑。 黄万里的反对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他对水利工程的深刻理解和对长江流域生态的长期研究。 早在1950年代参与黄河三门峡工程时，他就因反对苏联专家主导的高坝方案而被划为“右派”。 后来三门峡水库出现的泥沙淤积问题，不幸验证了他的预见，这段经历让他对三峡工程的论证更加谨慎。 1986年国务院组织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会上，黄万里提交了《三峡工程害大于利》的长篇报告，成为唯一公开反对“立即上马”的专家。 他最担心的三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泥沙沉积可能堵塞重庆港及川江航道，130万移民安置带来的社会压力，以及大坝对长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影响。 面对这些质疑，支持方也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他们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可以保护江汉平原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耕地，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能极大缓解能源短缺，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可降低35%的航运成本。 1992年全国人大表决时，177票反对、664票赞成、25票弃权的结果，反映了当时争议的激烈程度。 为回应黄万里等人的担忧，工程方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泥沙治理方面采用“蓄清排浑”调度模式，建设了专门的排沙孔和冲沙闸；移民安置投入1000亿元专项资金；生态保护上建立珍稀鱼类繁育基地，实施库周绿化带建设。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担忧。 三峡大坝建成运行二十多年来，交出的是一份复杂的答卷。 防洪方面，2010年、2020年两次特大洪水期间，大坝成功削减洪峰30%-40%，避免了荆江分洪区启用，直接保护经济价值超5000亿元。 发电和航运效益也如期实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但黄万里预警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 中华鲟野生种群从1980年代的3000余尾锐减至2022年不足50尾，库区支流富营养化导致水华频发，中下游河床冲刷引发河岸崩塌，2010-2020年长江荆江段岸坡坍塌面积达120万平方米。 这些问题印证了他当年“泥沙运动失衡”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比较1986年黄万里的预测与2023年的实测数据，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他对水库泥沙沉积速率和移民安置成本的预测误差率分别为18%和23%，反而比同期官方预测更为准确。 这种科学预见力，源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黄万里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对一个工程项目的争议本身。 2021年清华大学设立“黄万里奖学金”，鼓励水利专业学生“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权威”。 他的治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水利人，成为学术界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 本来想简单用“成功”或“失败”来评价这段历史，但后来发现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三峡大坝在发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修复等长期挑战。 黄万里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阻止了工程建设，而在于他提醒我们重大决策需要更多元的声音和更审慎的论证。 如此看来，黄万里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一个工程的技术警示，更是一种科学精神。 那种“以数据说话、为民生立言”的治学态度，那种“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权威”的学术品格，正是当下学术界最需要传承的宝贵财富。 很显然，黄万里与三峡大坝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风险”博弈的缩影。 它提醒我们，重大工程决策既需要“建大功、立伟业”的豪情，也需要“思危虑变、如履薄冰”的敬畏。 这种平衡的智慧，或许是这个故事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