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海一女子癌症去世，临终前托好友帮自己操办丧事，没想到好友却将女子尸体冷冻三年，不肯办丧事，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咱们先说说这两个人的关系。现在这社会，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这话题能在网上吵出八百里地。但在王友和杨怡这儿，这事儿不叫个事儿。 俩人是青梅竹马，从幼儿园就在一块儿堆泥巴，一直同窗到高中。那种默契，是几十年的岁月喂出来的。后来大家都长大了，王友结了婚，娶了媳妇；杨怡呢，是个事业狂，一直单着。 为了避嫌，王友结婚后，俩人很有默契地减少了联系。这叫啥？这就叫成年人的分寸感。但这分寸感底下，是断不了的情分。 可惜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杨怡这辈子太苦了。早些年，一场惨烈的车祸带走了她的父母，家里户口本上就剩她一个人。她就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没日没夜地工作，想用忙碌麻痹失去双亲的痛。结果呢？胰腺癌找上门了。 2015年，杨怡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身边空荡荡的。亲戚们来晃了一圈，象征性地送点水果就走了，没人愿意揽这个烂摊子。 这时候，王友来了。 听说老同学病重，王友二话没说，跟媳妇报备了一声就往医院跑。看着昔日那个风风火火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王友这七尺汉子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的日子里，是王友和他媳妇轮流照顾杨怡。没错，连王友的媳妇都被感动了，这夫妻俩陪着杨怡走完了最后一程。 杨怡临走前，回光返照，拉着王友的手，交代了最后的遗愿。她没求大操大办，也没求风光大葬，她就提了一个要求： “我家银行保险箱里，锁着我妈留下的旗袍，还有我爸的怀表。我走的时候，想穿着我妈的旗袍，戴着我爸的表。我就想跟他们团聚。” 此外，杨怡还写了张纸条，说是委托书，要把剩下的存款都给王友夫妇。王友当场就急了，钱他绝对不要，但那个旗袍和怀表，他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杨怡走了。王友拿着那张手写的委托书，火急火燎地去了银行。 银行的工作人员拿着那张纸条，左看右看，最后冷冰冰地甩回来一句话：“对不起，这不合规矩。” 王友懵了：“这是她亲笔写的，人已经走了，我是来帮她取遗物的，这怎么就不行？” 银行的理由很充分，也特别“硬”：为保障储户财产安全，必须本人到场。人没了？那你得拿公证处的遗嘱来，或者法院的判决书来。光凭这么一张手写纸条，谁知道真假？万一给了你，以后冒出别的继承人找银行麻烦怎么办？ 这逻辑在法律层面没毛病，银行要风控，要规避风险。但在人情层面，这简直就是一道冰冷的铁墙。 王友急得眼珠子都红了：“人还躺在太平间呢！就等着这衣服下葬！你们能不能通融通融？” 不能。 规矩就是规矩，它没有体温，也不懂什么叫临终遗愿。 这时候，摆在王友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算了。随便买件旗袍给杨怡穿上，把人烧了埋了，入土为安。毕竟自己尽力了，银行不给，这属于不可抗力，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第二，死磕。为了那个承诺，跟庞大的银行系统硬刚到底。 大多数正常人，都会选第一条。因为第二条路太难了，不仅费钱费力，还得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你想啊，尸体不能一直放着吧？放在殡仪馆冷冻，那每天都是钱。而且，让逝者一直躺在冰柜里，在传统观念里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但王友这人，轴。 他说：“我答应过她的。她这辈子就这点念想，我要是连这都办不到，我到了底下没脸见她。” 于是，2015年，一场关于“承诺”的拉锯战开始了。 王友把银行告上了法庭。 第一次审判，王友输了。法官也没办法，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处理死者财物确实需要更严格的法律文书，手写委托书的法律效力认定非常困难。 败诉之后，周围的闲言碎语就来了。连殡仪馆都催了好几次：“王先生，这费用可不低了，要不先办了吧？” 王友回家，看着媳妇，心里也愧疚。但这三年里，他媳妇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默默支持，因为她知道，自家男人是个重信义的汉子，这事儿不办成，他这辈子心里都得扎根刺。 杨怡的遗体，就这么在冰冷的柜子里，冻了一年，两年，三年。 这三年，王友一边工作养家，一边跑律师楼，跑法院，跑银行。2018年，随着司法实践的进步和对具体案情的深入考量，法院最终做出了充满人性光辉的判决。 法官在法庭上宣判：确认原告所持有的委托书具有法律效力，认定其为遗产管理人。 这锤子一敲下去，王友这个七尺大汉，在原告席上哭得像个孩子。那不是委屈，那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后的释放。 银行那边也没话说了，乖乖配合开了保险箱。 当那件封存已久的旗袍，和那块静止的怀表被取出来交到王友手里时，在场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最终，王友亲手给杨怡换上了母亲的旗袍，戴上了父亲的怀表。迟到了三年的葬礼，终于举行了。杨怡体体面面地走了，带着父母的体温，带着挚友的承诺，去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