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1949年深秋的办公室里，一份资产清单让在场的党中央同志沉默——1000万美金，12万两黄金，相当于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笔巨款的源头，要回溯到12年前香港那间闷热的阁楼。 周总理把两只皮箱推到年轻人面前，一只装着换洗衣物，另一只码着1000美元现钞。“赚钱不是目的，”总理手指敲了敲皮箱，“要让每一分钱都变成革命的血。”卢绪章盯着箱底的美金，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煤油灯的光在他泛红的眼眶里晃。 他没有选稳妥的杂货铺或钱庄，反而一头扎进抗战时最危险的行当——进出口贸易。 那会儿海外通道被日军封得像铁桶，内地医院连绷带都缺。他算过一笔账：从南洋运盘尼西林到昆明，利润能翻十倍，但每趟都要闯三道关——日军哨卡、伪军刁难、海上风浪。 有次押车过越南边境，伪军把他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连西装衬里都撕开了，却没发现他贴在鞋底的银票。那三天三夜，他忍着脚汗泡烂皮肤的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公司资金链断过不止一次。最紧的时候，组织急着要一笔钱买电台，他回家翻出妻子的翡翠手镯——那是她的嫁妆，攥在手里掂了掂，转身就进了当铺。女儿哭着要学费，他翻开账本叹气：“等爸爸把‘生意’做完，就给你买新书包。” “广大华行”的招牌后来挂在了上海滩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写字楼里冷气足，他却总在深夜回小阁楼，就着煤油灯把账目分成两本：一本明账应付股东，一本暗账记着该给组织的数字。 解放战争打响后，军统的人盯上了他。 特务在他办公室装窃听器，他假装没发现，第二天故意请国民党军需官吃饭，酒桌上“抱怨”共产党打仗影响生意，转头就把军火运输路线塞进了对方的公文包。 有人说他傻，放着豪宅不住，穿着打补丁的西装啃咸菜。 他听见了，只是笑：“我柜子里的账本，比金条还重。” 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他把最后一批黄金分装在十口棺材里，以“出殡”为掩护送进解放区。 当他把资产清单递给组织时，经手的同志数到第五个零才稳住手：“这12年，你到底怎么攒下的？” 他从抽屉摸出个磨得发亮的算盘，珠子上还留着煤油灯烤出的焦痕：“靠它，更靠心里那本账——党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给。” 现在再看那1000美元，哪里是启动资金？ 分明是共产党人用忠诚写就的种子，在乱世的土壤里，长出了撑得起家国的参天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