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末，我到51医院看望因高血压在这儿住院的父亲，本来他是可以在重庆新桥医院治疗的，因为我在南充当兵，就舍近求远地到了这儿。 内科病房在一楼，走廊刚拖过的水泥地泛着潮意，我提着网兜装的苹果往里走时，忽然看见个熟悉的身影正弓着腰——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病号服，手里攥着拖把，额角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滑，却仍一下一下把墙角的水渍往撮箕里推。 这场景让我想起半年前他来连队看我的那个周末。 那天他在我宿舍住了一夜，跟着吃了两顿食堂的糙米饭，临走前特意找到司务长，从上衣内袋掏出用油纸包着的粮票和零钱，纸角都被汗水洇得起了毛边。 司务长连忙摆手，说战士家属来队吃两顿饭哪用交钱，何况我是副连长，分管后勤，这钱更不能收。 父亲却把纸包往桌上一放，手指点着粮票边缘的锯齿纹说：“正因为他是副连长，才更得按规矩来——你不收，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 此刻在医院走廊，路过的护士见我站着发愣，笑着搭话：“你爸可真勤快，每天早中晚三次，病房走廊的地都是他抢着拖，比我们值班护士还上心，说‘活动筋骨比躺着强’。” 那会儿医院确实没有专门的保洁员，环境卫生靠病号和护士轮流分担，但像父亲这样50多岁的高血压患者，住院还主动揽活的，并不多见。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爱表现”，但我知道，这和他非要交那顿伙食费一样——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那包粮票他在宿舍里数了三遍，拖把柄被他磨得发亮，连墙角的瓷砖缝都要来回蹭两下，都是这种习惯的注脚。 那时管这叫“自觉严格要求自己”，现在年轻人说“高度自律”。名字变了，内核却相通——都是在别人觉得“没必要”的地方，守住自己的标尺。 父亲那代人，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锤炼，对“规矩”有种近乎固执的坚守。在连队他不愿儿子因“副连长”身份搞特殊，在医院他不愿因“病号”身份享清闲，这种坚守像无声的课，比任何说教都有力。 那天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父亲弯腰拖地的背影，忽然明白他舍近求远来51医院，不只是为了离我近些，更是要用行动告诉我——有些东西，比血压计上的数字、比路途的远近，更值得用心守护。 后来我才发现，那把被他磨亮的拖把，和那包被他数过的粮票，其实是同一把尺子，丈量着一个普通人在时代里的立身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