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敢公然仿制美国天价药，中国却不敢？真是中国胆小吗？ 这时候，如果还在谈论“胆量”或者“硬气”，那就真把大国博弈想简单了，这不是谁嗓门大的问题，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赌注是整个国家工业命运的惊天算计。 先把时针拨回到1970年。那时候的印度，还是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硬骨头架势。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干了一件让西方药企气得直跺脚的事儿，她推动修改了《专利法》，玩了一个精妙的文字游戏：我们只保护“怎么做药的方法”，不保护“药本身”。 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你想吃一道米其林大厨的招牌菜，如果法律规定只保护厨师的翻勺动作，那好办，我回家用我不一样的翻勺姿势，做出一盘味道一模一样的菜，这就不算侵权。 哪怕西方巨头砸了几十亿美元研发出来的化学分子式，到了印度，换个合成工艺，第二天就能合法上架。 但这还没完，这帮印度法律精英为了让仿制药能活得长久，把“赖皮”玩到了艺术层面。1995年加入WTO的时候，全世界都盯着印度，逼着它必须承认知识产权。 印度呢，满口答应，然后转手就埋了个雷：只保护1995年以后申请的新药。这一招直接把人类历史上95%的经典老药——像什么阿司匹林、青霉素、早期的胰岛素——全划拉到自家的篮子里了。 哪怕是1995年以后的药，印度还有后手，瑞士诺华公司当年拿这款治疗癌症的神药“格列卫”去印度申请专利，理由是改进后的新配方让吸收率提高了30%。 结果印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把手一挥：30%不算“显著提高”，驳回！在他们的法律解释权里，“创新”的门槛被无限拔高，只有这帮大法官说了算。 甚至在紧急关头，比如拜耳的抗癌药卖太贵，印度政府直接祭出“强制许可”，一分钱不用赔，强行让本土厂仿制，理由很崇高——宪法规定“生命权高于财产权”。 真不行。首先是时间窗口彻底关上了，中国大规模融入世界体系是1978年以后的事，那是国际专利壁垒最森严的年代。 到了1992年，我们明确承诺对药品化合物进行保护。如果你现在想学印度那一套，哪怕只动一个小手指头，撕毁的就不是几张药方，而是整个中国的工业信誉。 你想想看，现在的中国医药市场是个什么体量？1.6万亿人民币的大盘子，是印度的三倍还多。 这么多跨国巨头——辉瑞、罗氏、默沙东，全都在中国有巨额的沉淀资产，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坏了规矩，西方在这个全球供应链深度咬合的时代，反击手段太多了。 今天你在药上让他亏本，明天他就在芯片、在新能源电池、在人工智能算法上卡你的脖子。那些依赖全球规则的华为、大疆们，可能立刻就会变成报复对象。 为了一时的便宜，把整个高科技产业拖下水，这笔账怎么算都亏。 而且，大家也别把西方药企想得那么慈善，他们能容忍印度这么搞，背后是有血淋淋的交换条件的。 这种“默许”，其实是拿人命换来的，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有一百多万印度人实际上充当了西方新药研发的“小白鼠”。 大量的临床试验放在印度做，数据便宜又好用，几千人因此死亡的数据，最终变成了欧美药企改进药物安全性的“垫脚石”。 这种把国民当成耗材的所谓“低人权优势”，我们无论从伦理底线还是监管体系上，都绝对不可能接受。 那难道我们就只能忍着高价？当然不是。中国走的是一条更枯燥、但更具野心的路：先用钱包砍价，再用脑子超车。 你看国家医保局这几年干的事儿，那才叫真正的“商业暴力美学”。你说你的药研发成本高？行，但我手里握着全球最大的单一支付市场。 你要是不降价，你就彻底失去十几亿人的市场。于是我们看到，曾经五万一盒的肺癌药奥希替尼被砍到了五千多，一片快16块的降糖药达格列净直接跌到4块多。 这不是靠耍赖赖出来的，是靠实打实的市场博弈谈下来的。跨国药企心里明镜似的：薄利多销总比一分钱赚不到强，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印度模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它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仿制”上，导致本土几乎没有真正的原始创新能力。它现在每年的确能出口两百多亿美元的药，但基本都是在那低端的产业链里打转。而中国呢？仅2023年一年，我们就批准了80多个一类新药上市，这个数量全球第二，紧咬着美国。 为什么要这么费劲搞研发？看看PD-1抗癌药就懂了。这玩意儿在中国打一针可能就三千块人民币，在美国得一万五美元，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造出来了，掌握了技术，就能把那个虚高的“专利泡沫”给挤碎。 中国不想做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捡面包渣吃的“世界药房”，我们要做的是制定规则、掌握定价权的“世界药厂”。印度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了违背商业规则的“侠盗模式”，赢了现在，却输了未来产业升级的可能。 中国选择了一条忍辱负重、正面硬刚的“阵地战”，看似前期吃亏，甚至被误解为胆小，实则是在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