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台湾连长貌似横渡台湾海峡，回到祖国大陆，面对连番审问，他的妻子一问三不知，只隐约记得丈夫曾说过“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 ”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陈珮琪心里。 三天前，丈夫林正义说要去海边巡查，从此再没回来。 台湾军方的调查人员来了五趟，她翻遍衣柜，只找到一张夹在《三民主义》里的纸条，上面是他潦草的字迹“等我”。 林正义在金门待了五年，每天对着对岸的厦门岛站岗。 1979年元旦，大陆的广播飘过来，说要“和平统一”，他握着枪的手松了松。 那晚他在日记本上写“三民主义救不了台湾，更救不了中国。 ”农业工程系毕业的他，总想起课本里大陆农村的图景，那些关于“改革”的字眼，像海边的潮声，一遍遍撞着他的心。 那个农历十五的夜晚，潮水退得特别快。 他把篮球打气到半满，绑在腰上，军装里塞了本《资本论》。 游到中途，渔网缠住小腿，他用牙齿咬断网线时，尝到了血腥味。 三个小时后，当厦门的灯光被晨雾笼罩，他才发现手掌已经磨出了血泡。 上岸时，他对着边防战士举起双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为国家做点事”。 在北京的审查室里，他改名叫林毅夫。 三个月后，工作人员递给他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说“厉以宁教授看过你的材料，觉得你是块搞研究的料”。 他摸着通知书上的校徽，突然想起金门哨位上那个总问他“大陆真的在搞改革吗”的小兵，那孩子的眼睛亮得像海边的星星。 1982年去芝加哥大学前，他给妻子写了封信，托香港的朋友转寄。 信里没提学术，只说“当年让你等十八年，现在看来，或许不用那么久”。 五年后，陈珮琪带着儿子在芝加哥机场看到他时，发现这个曾经的军人，西装袖口还留着钢笔别过的痕迹，和当年他在金门写日记时一模一样。 2008年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他在报告里写“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禀赋选路径”。 同事问他怎么想到的，他望着窗外的华盛顿纪念碑说“在金门站岗时，我就知道，硬撑着和别人比装备，不如看看自己手里有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后来新结构经济学的起点。 ” 去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年会上，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磨破的篮球，放在讲台上。 “当年靠它漂过海峡，现在才明白，真正能让人站稳的，不是救生圈，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台下的陈珮琪摸了摸儿子西装袖口，那里也别着一支钢笔，阳光透过窗户照过来，笔帽上的反光，和四十多年前金门海边的波光，慢慢叠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