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郭沫若抛弃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回国抗日。而富子独自将5个孩子培养成才，并将平生积蓄500万日元捐给中国。 在这个世界上，衡量一个男人成就的标准，往往是他留下的著作、功名或社会地位，但衡量一个女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异国妻子”的坚韧，或许只能从她身后的子女和那些被隐忍吞下的苦难中窥见端倪。 郭和夫、郭博、郭复生、郭淑瑀、郭志鸿，这五个名字如今在中国的化学界、建筑界、机械工程界、翻译界乃至音乐界都掷地有声，当人们惊叹于中科院里的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或是赞叹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指尖流淌的音符时，很少有人会深究这些顶尖人才背后的成长逻辑。 他们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郭沫若，才华横溢却又早早缺席，真正的掌舵者，其实是一个为了爱情被削去姓名、换了国籍，甚至赌上一生的日本女人，佐藤富子，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最残酷的岁月，不是才子佳人的1916年，而是风雨飘摇的1937年。 那一年的7月25日，深夜的露水尚未凝结，郭沫若选择了一种最为决绝的方式，不辞而别，作为一个爱国志士，卢沟桥事变后的家国危亡让他无法安坐日本，他需要回国，这无可厚非，但对于佐藤富子而言，那个夜晚之后，生活从贫苦跌入了炼狱。 丈夫留下的只是一张必须要走的纸条，而日本当局留给她的是无尽的严刑拷打，宪兵队不仅把她抓起来，搜遍了家里的书信文件，还用尽手段逼问郭沫若的动向，在这种至暗时刻，除了肉体上的折磨，更可怕的是生计的断绝。 作为一个“中国媳妇”在军国主义狂热的日本，她和孩子成了邻里眼中的仇敌，哪里还有什么依靠，为了填饱五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肚子，这个曾经也是富家小姐的女人，背起篮子钻进了深山。 好运气并不是每天都有，能挖到一点蒲公英或苦菜，那天就算是过了关，运气不好时，连能咽下去的草根都是奢望，为了御寒，母子几人只能紧紧抱在一起取暖，为了哪怕一分钱的收入，她甚至要为人缝补衣物直到深夜，还要顶着世俗的白眼去打零工。 这种绝境下的坚守，其动力源头令人唏嘘，竟然是来自于那个只维持了短短二十几年的“甜蜜谎言”故事的最初，是全然不同的光景，1916年的东京圣路加医院，22岁的郭沫若对比自己小几岁的护士佐藤富子一见钟情。 那时的他是还没什么名气的留学生，日语都在初学阶段，为了追求富子，他爆发出了惊人的毅力，连续40天写情书轰炸，硬生生靠着甜言蜜语攻陷了少女的心防，富子的出身并非寒门，她来自一个世代袭爵的武士家族，家中藏有大量中国古籍，本该嫁入名门望族。 可为了这段爱情，她展现出了日本女子少有的叛逆，与家族断绝关系，甚至不惜放弃原本的名字，跟着丈夫改名为“郭安娜”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日子虽然清苦，两人为了省房租不得不频繁搬家，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时，所有家务重担都压在富子一人肩上。 但那时至少还有盼头，她天真地以为，只要支持丈夫完成学业、搞好创作，未来的日子总会好起来，她确实做到了，郭沫若后来的文学成就，军功章里绝对有她那一半沉甸甸的汗水，可命运给出的剧本，却是一场巨大的错位。 苦守整整11年，富子在那段没钱买药只能用土方子救孩子的岁月里，靠的是反复诵读郭沫若当年的情书来支撑精神世界，直到1948年，甚至更早一点有了音讯时，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第二个改变命运的决定：放弃日本国籍，带着五个孩子前往刚经历战火洗礼的中国。 在上海的码头，或是某个满怀期待的重逢场景中，残酷的现实给了她最冷的一刀，她日夜思念的“如意郎君”早已身边有了佳人，才女于立群不仅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两人甚至已经育有子女，这种场景下的冲击力，远比当年家族断绝关系的申明书更让人心碎。 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争吵，富子只是看着那个熟悉的陌生人，留下了那句含泪的“我走”便带着孩子们默默退出了这个原本属于她的拥挤舞台，然而，真正让人动容的并非她的悲情，而是她的气度。 即便是被情感“抛弃”富子也没有在教育上让孩子走入歧途，在那些挖野菜的日子里，她反复告诫孩子们：不能给父亲丢脸，要把书读好，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尊严感，成就了后来郭家满门的才俊。 大儿子成了著名的化学家，二儿子是设计了无数地标的建筑大师，其他的孩子也在机械、文学、音乐领域成了国家的栋梁，试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母亲在炼狱中的托举，哪有后来这些光耀门楣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在政府的关怀下，富子带着孩子们再次回到中国，并加入中国籍，定居大连，这一回，她是真正把这里当成了归宿，虽然曾经的情郎已是路人，但她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未曾改变。 信息来源：光明网：-09/05/10-E4C1929C9F22655648256C2B0007FBF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