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马步芳强占女红军黄光秀为妾，黄光秀说“我吃不惯北方的饭，换一个厨师。”谁料，新大厨正是他要抓的红军女将领。 西宁城的深宅大院里，戏台上的锣鼓敲得震天响，盖过了墙外乱世的悲鸣，在这座被称为“新剧团”的牢笼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活着，马步芳把这里当成寻欢作乐的温柔乡，却没料到，他那一众娇滴滴的“战利品”里，有人把那个充满油烟味的厨房。 变成了整个西北最惊心动魄的战场，这个局做得太险，也没法回头，设局的人叫黄光秀，那年才十七岁，在红军西路军被打散的那场浩劫里，她是文工团里幸存下来的领舞，被马步芳一眼相中强行占有。 十七岁的姑娘，本该在遇到这等奇耻大辱时想个死法的，就像她亲眼看着那个十二岁的小战士张文秀，脑浆迸裂还没忘了喊首长快跑一样，那是种惨烈的解脱，黄光秀确实动过死的念头，直到那天她在看守的唾沫星子里听到了一个名字：张琴秋。 那是她们妇女独立师的师长，是那个在练兵场上把嗓子喊哑的“铁娘子”那些匪兵正做着活捉女首长领赏的白日梦，听到这话，黄光秀把攥紧的死志松开了，心里的火种换了个烧法，她得活，还得把自己变成一把裹着蜜糖的匕首。 她开始“变”了，原本刚烈的性子好像被这一路的风沙磨平了，在马步芳面前，她学会了撒娇，学会了在饭桌上耍性子，那天，她把筷子一撂，在那张杀人如麻的军阀面前哼唧，说自己那是四川的胃，受不住北方的面食，一吃就胃疼，非要换个四川厨子不可。 马步芳那时候正被这姑娘迷得找不着北，哪里会把这点儿“小性子”当回事，他只当是后院多了个挑食的姨太太，随手一挥，批了个通行证让她自己去那个关押女俘虏的羊毛厂挑人，那张轻飘飘的纸条，成了那个年代最昂贵的“买路钱”。 黄光秀捏着通行证走进那个脏乱差的羊毛厂管制区时，没人拦她，在角落里，她找到了那个已经看不出人形的“老太婆”三十多岁的张琴秋，因为产后体虚加上战乱折磨，此时化名“苟秀英”，看上去枯槁得像四五十岁的村妇。 就在那个昏暗的角落，十七岁的“姨太太”并没有跪下痛哭，而是轻轻掀开了遮挡，露出了旧伤疤，低声念出了那句只有战友才懂的“八一，走南口”一个是穿着绫罗绸缎却身陷泥潭的少女，一个是蓬头垢面却心怀天下的首长，在这个眼神交汇的瞬间，把命绑在了一起。 张琴秋被当作只会做川菜的“厨娘”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马公馆，接下来的日子，是一场无声的赌博，一墙之隔，马步芳在前面喝酒听戏，后面厨房里，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正低头切着墩儿。 黄光秀一边在前厅周旋，一边死死盯着周围的风吹草动，每一顿饭、每一次眼神交流，都是踩在刀尖上，谁能想到，马家军要把地皮翻三遍也要找的红军女头领，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给他们烧菜做饭。 但这根弦绷得太紧，迟早要断，马步芳的疑心病重，开始对俘虏进行逐个过筛子，眼瞅着这层窗户纸就要保不住了，生死关头，还得是用那张看起来最无害的脸去骗，黄光秀又一次找到了马步芳，这次她不撒娇了，满脸嫌弃和惊恐。 她捂着鼻子告状，说那个捡来的川厨得了烂皮肤的怪病，一身的脓疮，看着恶心还要传染人，这一招“以退为进”绝就绝在利用了权贵骨子里的洁癖，马步芳一听这厨子不仅没用还带“晦气”，哪里还顾得上细查身份，恨不得立马把人扔出去。 就这样，张琴秋被像丢垃圾一样“赶”出了这所地狱，带着情报和火种，最终辗转回到了延安，那个做饭的“厨子”后来成了抗大的教员，成了新中国的副部长，但那个设局救人的姑娘，运气却没能撑到最后。 命运好像要把所有的不幸都补在这个十七岁的四川姑娘身上，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也是个狠角色，看不得老子为了个女人五迷三道，拎着枪逼着父亲把黄光秀赶走，这看似是给了她自由，实则是把她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此时的世道，孤身一人的弱女子就像浮萍，她被送回四川老家，迎接她的不是亲人的温暖，而是为了几块大洋就把她卖进青楼的冷血亲戚，她不像那些戏文里的烈女，她没力气再争了，也没人再来听她说那个关于羊毛厂和厨子的故事。 后来有个国民党军官或许是动了恻隐之心，替她赎身要把她娶回去，日子刚有点盼头，枪声就响了，1938年的重庆旅馆，闯进来的人没给她留一句话，两声枪响，终结了她十八岁的生命。 那个曾在狼窝里谈笑风生、用一顿饭局救走大人物的黄光秀，最后死在了一张冰冷的床上，没人给她收尸，更没人知道她才是那场营救行动真正的总指挥，直到很多年后，那个活下来的“苟秀英”在回忆录里颤抖着写下这个名字。 人们才知道，在这段灰暗的历史褶皱里，曾有一个把委屈咽进肚子里、用青春给战友铺路的姑娘，她甚至算不上什么正式的女战士，但在那一刻，她比任何人都像个英雄。 信息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