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戈军（1918年～1989年），杨得志上将的夫人，原名申淑文，河北魏县人，毕业于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世人皆知她是杨得志上将的夫人，却少有人懂，她从不是躲在将军身后的附庸，是拎着笔墨扛着信念的革命战士。申淑文这个名字，藏着旧时代对女子的期许，淑贤温婉、笔墨传家，可烽火年代里，她亲手改名为申戈军，把“淑文”换成“戈军”，意为拿起戈矛守家国，这份决绝，早刻在了她弃笔从戎的那一刻。 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在当年是妥妥的名校，能考进去的姑娘，都是十里八乡拔尖的才女。申戈军在学校里不光读诗书，更接触到进步思想，看着山河破碎、日军铁蹄踏遍华北，她再也坐不住了。1938年的河北魏县，早已被日军侵占，乡亲们要么逃难要么被奴役，刚二十岁的申戈军，瞒着家人偷偷跑出家门，找到当地抗日游击队，成了队伍里少有的女知识分子。 那会儿的游击队缺人缺粮更缺文化人，申戈军一到队伍就扛起重任。她没拿过枪，却拿着粉笔和传单，在冀鲁豫交界的村庄里辗转，挨家挨户动员乡亲抗日。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她支起木板当黑板，教妇女们认字，教孩子们唱抗日歌谣，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讲给大家听。不少妇女起初不敢出头，她就陪着大家纺线织布做军衣，手把手教大家认“抗日”“救国”的字，慢慢把一个个普通农家女，变成了支前抗日的生力军。 1939年入党时，组织找她谈话，问她怕不怕日军的扫荡和汉奸的报复，她笑着拿出随身的课本，扉页上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说自己读了十几年书，明白亡国奴的滋味有多苦，比起躲在家里苟活，跟着党抗日，哪怕死了也值。入党后的申戈军更忙了，既要搞妇女工作，还要协助部队传递情报，日军扫荡时，她跟着群众钻地道、躲青纱帐，好几次差点被日军发现，都靠着乡亲们掩护才脱险。有一次为了护送一份重要情报，她乔装成回娘家的媳妇，顶着寒风走了一夜山路，脚底磨出血泡也没停下，硬是按时把情报送到目的地。 也是在冀鲁豫根据地的革命工作中，她认识了杨得志。那会儿杨得志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带兵在前线和日军血战，偶尔回根据地开会，总能看到那个忙前忙后、眼神坚定的姑娘。两人初见时，申戈军正在给伤员换药，手指被伤员的脓血沾到也毫不避讳，一边换药一边给伤员讲前方的胜仗，眼里满是光芒。杨得志本就敬佩有胆识的进步女性，一来二去，两人因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彩礼嫁妆，就靠着战友们凑的几桌粗茶淡饭，成了革命伴侣。 婚后的日子，依旧是聚少离多。杨得志带兵南征北战，从抗日打到解放，从华北打到西北，申戈军则坚守后方，把支前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解放战争时期，她组织妇女担架队，跟着部队转战千里，抬伤员、送粮草、做军鞋，淮海战役时，她带领的妇女支前队，三个月就赶制军鞋两万多双，运送粮草几十万斤，战士们都亲切地叫她“申大姐”。有人劝她跟着杨得志享点清福，她却说，将军的夫人更要带头做事，不然怎么对得起百姓的信任。 她从不用丈夫的身份搞特殊，哪怕后来杨得志身居高位，她依旧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建国后，她投身地方文教和妇联工作，扎根基层，走街串巷了解群众难处，帮着解决妇女儿童的上学、就业问题。她从不提自己是上将夫人，上下班都是步行，孩子上学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挤公交、穿布衣，从小就教孩子们“靠自己的双手做事，不能沾父辈的光”。 文革时期，杨得志受到冲击，申戈军始终站在丈夫身边，不离不弃。她顶着压力打理家事，照顾家人，还要想方设法保护身边的老同志，哪怕自己被批斗，也从没说过半句抱怨的话。有人逼她揭发所谓的“问题”，她硬气地说，杨得志一辈子带兵打仗，对党对国家忠心耿耿，我没什么可揭发的，要批斗就批斗我好了。这般风骨，让不少人敬佩不已。 1989年，申戈军病逝，临终前她叮嘱家人，不要搞追悼会，不要麻烦组织，骨灰撒在她当年战斗过的冀鲁豫根据地，想再看看那些她曾守护过的土地和乡亲。她这一生，从名校才女到革命战士，从支前大姐到将军夫人，身份在变，可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从没变过。 她从不是依附杨得志的光环被铭记，是凭着自己的信仰和担当，活成了独立的革命女性。那个把名字从申淑文改成申戈军的姑娘，用一辈子证明，女子亦可执戈卫国，亦可在革命路上绽放光芒，这般模样，远比“上将夫人”的头衔更动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