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在1955年授衔前夕，提出自己受伤时间太久，没有指挥打仗，就不要给自己授衔

徐海东在1955年授衔前夕，提出自己受伤时间太久，没有指挥打仗，就不要给自己授衔了。毛主席说：“一定要给，而且给大将，排在粟裕之后，第二位！” 一九五五年授衔前夕，名单摆在桌上，军中谁厉害，谁战功多，心里都有一本账。 偏就有一个特例：徐海东。伤病缠身十五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场硬仗一场没赶上，他自己开口劝周恩来总理，“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太高，心里不踏实。”周总理听完，只说一句：“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看你对革命的贡献，要说高低，正合适。” 这“合适”二字，不是从病床算起，而是从枪响那年往前翻。 一九二七年，湖北黄陂，徐海东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失败的代价极重：家族亲属六十六人被国民党杀害，其中近亲二十七人，远亲三十九人。灵堂一间挨一间，他对着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回家。那天起，这条命就等于押在党和红军这条路上。 职位变动的速度也跟着战火在跳：鄂豫皖军委警卫二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最后做到红二十五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他咬牙带着部队继续留在大别山苦撑，多次负伤，常常刀举在前，人冲在最前头，“徐老虎”这个外号不是写在纸上的，是从敌人的骂声和老乡的顺口溜里传出来的。 他会打仗，也会认山认水。 山地作战成了他的看家本领，两条腿能带着队伍连走上数百里，凭地形选阵地，用岩石当堡垒，把草木当遮掩。 那句“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听着有点江湖味，讲的是从敌军侧后钻进去，直接掏中指挥中枢。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抽出十万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大别山被铁桶一样圈住。 徐海东带部队在山里穿插，打一枪换一个山头，用灵活机动作战，硬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这场围剿耗散开。苏区没有被一锅端，红军才有后路可退。 局面刚刚稳住，新的决定又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出发，成为最早踏上长征路的一支队伍。临走前，徐海东主动提出，让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当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一步，既是服从组织，也是表明态度：这支部队要紧紧跟着党中央。 行军途中，他常常骑在最前，哪里最容易挨打，他就往哪里凑，打仗喜欢先拖着敌人兜圈子，等敌人疲了，再一口气猛咬过去。 到了陕南站稳脚跟，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得知中央红军从川西北往陕北移动，马上向鄂豫陕省委建议去接应，还放下重话：“这次行动，就是我们三千多人全牺牲，也值。”话甩出去，人真动起来，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甘肃，夜袭天水，进占秦安，切断西兰公路，把大批敌军牵在自己面前，为中央红军北上减了压力。 同年九月，红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碰头，两支队伍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出任军团长。 劳山、榆林桥两仗接连打赢，打开了陕北的局面，为党中央准备北上落脚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主席、彭德怀等专程到甘泉县红十五军团部看望徐海东、程子华等人，之后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并肩作战，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相继胜利，抗战前夜，两路力量并成八路军一一五师。 说徐海东“带着部队入股”，一点不虚。 在这些战事背后，还有一笔账更见人心。一九三五年冬，中央红军到了陕北，部队刚刚站住，粮、衣、药都紧巴巴。 党中央派人向已在陕北立住脚的徐海东借二千五百元，先把吃饭穿衣这口气续上。 红二十五军供给部长报出数字：全军家底只有七千元。徐海东想都没多想，定下规矩：“自己留两千，拿五千给中央。” 这五千元是硬生生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毛主席听说了，非常高兴，当面说“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有大功”。不少人都用“功莫大于救主”来形容这一笔，这笔钱不仅救急，更是旗帜。 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另立中央”，党中央权威曾经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徐海东出身红四方面军旧部，却在关键时刻主动把钱、把兵心往党中央靠，这种站队，是用真家底表态，用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党性硬得很。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中担任三四四旅旅长，部队赶赴华北前线，参加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日军九路围攻，从山西打到河北，在华北敌后专门打山地游击。 连年转战，把他的身体拖垮了，材料里写，多次吐血，一九三八年八月病倒，只能回延安休养。 毛主席亲自起草电报，只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句话，说的是信任，比任何头衔都重。 后面十几年，战场一茬接一茬换人，许多老战友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炮火中立功、负伤，他却只能坐在病床边听消息。 待到一九五五年授衔，心里自然发怵，觉得自己“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不该站到大将那一排。 可评元帅、评大将，有一套硬杠杠。 一九五五年那年秋天，怀仁堂灯光很亮，大将排位里，“徐海东”三个字静静地跟在“粟裕”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