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多年。其实没有毛主席，根本没有在星火中燎原的中国革命。这个判断，放在1927年那个历史节点上，毫不夸张。 一九二七年乍一看是大顺风。 年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决定东、中、西三路继续北伐，东路二月打进浙江，中路三月二十四日进南京，西路六月拿下郑州和开封，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纠察队赶走军阀，迎接北伐军进城，长江以南大片土地，好像已经换了天。 背后托底的是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一千五百多名党员进各军政治部抓军纪，三千多名省港罢工工人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前进，湖南、江西、湖北的工会和农会会员总数已达几百万，罢工、减租此起彼伏，二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更把士气推上一个台阶。 党在这样的浪潮里迅速长大，党员从几万涨到十几万，工农成了最结实的靠山，短板也同时露出来。那时中共把主要精力砸在宣传和工农运动上，对军队归谁指挥盯得不紧，部队里有党的干部，有红旗和口号，军权却并不牢靠地握在自己手里，同盟一翻脸，枪就可能掉回旧主子手中。 一九二七年春天，江西战场刚报捷，蒋介石就先拿共产党人开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暗杀，成了第一个倒在国民党屠刀下的党员；江浙财阀、帝国主义、上海帮会一股脑挤到他身边，虞洽卿牵头筹来三百万大洋当政治本钱，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把大批帮会子弟武装起来听他驱使。 汪精卫从国外回来，嘴上还举着左派旗子，四月一日同蒋介石密议“分共”，四月五日又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一套温吞说辞把不少人哄得放松警惕。 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对他的判断偏软，在这种气氛下开的党的五大，只在组织上确立民主集中制，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生死关头没把右倾路线扭转过来。 很快，四月十二日的上海清晨就变了颜色，青帮流氓打着工人名义冲进上海总工会，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第二天对上街示威的工人开枪，短短几天几百人倒在街口，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跟着打出“清党”旗号，大搜捕、大屠杀一省接一省铺开，北平绞刑架上挂起李大钊，长沙五月二十一日爆出马日事变，一个月内，长沙附近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 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粗略一算，全国有三十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刀枪之下，其中党员两万六千多；党员总数从五万八千锐减到一万多人，工会会员从两百八十多万掉到只剩几万，九百多万农会会员大多被迫解散，城市阵地几乎被连根拔起，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只能重新钻回地下，靠一点星星之火硬撑。 这一半是反动势力下手太狠，另一半也照出中共当时的稚嫩：对中国社会结构、统一战线边界、帝国主义和本土反动派怎么勾连认识不足，在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上经验太少，又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军权交出去，局面一翻，只能挨打。 路只能自己接下去。 八月一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在南昌举起两万多人的队伍，“山河统一”成了口令，起义军不久被迫撤出南昌，经抚州、赣州南下，在潮汕一带遇到重兵围攻，大部伤亡或溃散，只剩一小股人马钻进粤赣湘边界山区，坚持游击，在几次整编中把党支部建到连队里，让“党指挥枪”落到实处。 秋收起义把路拐得更彻底。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修水、安源、铜鼓一线竖起旗子，大约五千人，原本是冲着长沙去的，敌军反扑很快，起义军接连失利，被迫退到浏阳文家市。 九月十九日，前委会议上意见拉扯得很紧，有人主张硬拼，有人主张快撤，毛泽东坚持把部队往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地引，先保住人和枪；总指挥卢德铭在转移途中牺牲，九月二十九日，队伍到了永新三湾，原来的师压缩为一个团，党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立起来，“党指挥枪”不再停留在口号里。 井冈山是在这一刻被看中的。 一九二七年的井冈山，表面只是偏远山区，当地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各县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群众基础不薄，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又处在湘赣两省边界，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有一段距离，两省军阀之间还有矛盾，敌军顾不过来。 毛泽东判断，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合先搞出一块革命根据地，在那里试验新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秋收起义部队终于爬上井冈山茨坪，在山上修路、搭屋、备战，十一月十八日攻下茶陵县城，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挂牌。 荆竹山雷打石前，“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条纪律被提出来，后来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这支队伍和旧军队彻底拉开了档次，山里人的眼睛也渐渐看明白，这支队伍跟以前来的兵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