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慈禧下令将石达开5岁的儿子凌迟处刑，且要剐满3000刀。 成都街头的寒风裹着血腥味，百姓攥紧了袖中的铜钱。 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是来看一场持续九年的刑罚如何开始。 五岁的石定忠穿着红袄子被架上刑台时，刽子手磨刀子的声音比孩子的哭声还刺耳。 天京城里那把龙椅还没坐热，杨秀清和韦昌辉的血就染红了秦淮河。 石达开带着十万兵马出走时，没人想到大渡河畔的暴雨会困住他。 粮草尽绝那天，他把儿子的小手塞进清军将领骆秉章手里，以为能换条生路。 清代的凌迟刑本有规矩，谋反大逆者最多三百六十刀。 可慈禧的懿旨写得清楚：“逆贼遗孽，必剐三千刀方能儆效尤。”刽子手每天在孩子身上割十多刀，结痂了再割新的。 《蜀海丛谈》里记着，行刑的第九年，石定忠已经说不清话，只会对着牢门喊“阿爸”。 刘瑾当年被剐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洪天贵福十五岁时也挨了同样的刀子。 皇权对付“叛逆者”向来如此，不只是杀人，是要让活着的人看见骨头怎么变成灰。 成都刑场的围观者从万人减到百人，后来只有老卒记得那个穿红袄子的孩子。 马克思在《中国纪事》里说太平天国“没有建设性，只是毁灭一切”。 可当石定忠的指甲一片片被拔掉时，毁灭的何止是一个孩子。 刑部档案里没记这个案子的会审记录，慈禧的朱批直接越过了三法司，红笔写着“速办”。 现在去成都宽窄巷子，老茶馆的墙上还挂着清代刑具图。 讲解员指着那把月牙形的小刀说，这是“鱼鳞剐”专用的。 阳光透过木窗照在刀背上，反光里好像还能看见那个五岁孩子缩在刑架角落的影子。 权力一旦没了缰绳，再柔软的血肉也挡不住它磨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