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哪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原来，这个军官“九壮”早就看上了黄有良，但他不想在野地里草草了事，而是想把她当成自己长期的玩物。他放走黄有良后，竟然一路尾随，摸清了黄有良家的住处。 当天晚上，噩梦就降临了。“九壮”大摇大摆地闯进了黄有良的家，当着她父母的面，强行霸占了她。 从那以后，这个“九壮”天天晚上往黄有良家里跑。黄有良也不是没想过躲，可只要她一不在家，“九壮”就拿她的父母撒气，把两个老人往死里打。 看着年迈的父母被打得遍体鳞伤，孝顺的黄有良心如刀绞，为了保住父母的命，她只能含着血泪，放弃了反抗。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局势变得更坏了。1942年的春天，日军不再满足于这种“上门服务”，他们直接把黄有良抓上了军车，押到了藤桥日军据点。 到了那儿黄有良才发现，这里关押着好多像她一样的姐妹，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军营，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慰安所”。 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黄有良彻底失去了自由。白天，她们要像奴隶一样干活，扫地、洗衣服、挑水，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一顿毒打。 到了晚上，才是最恐怖的时候。门口有持枪的哨兵24小时把守，她们就像待宰的羔羊，等着日军来发泄兽欲。 黄有良后来回忆说：“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在这里，人命比草芥还贱。黄有良亲眼看到过同伴的惨死。 有个叫陈有红的姑娘，因为不堪受辱拼命反抗，结果被鬼子活活打死，死的时候子宫破裂，血流了一地。还有一个刚被抓进来的姑娘，当天晚上就受不了那种折磨，直接咬舌自尽了。 还有个汉族女孩想逃跑，被抓回来后打得半死不活。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黄有良只能咬着牙，在绝望中苦苦支撑。 这一熬，就是整整两年。直到1944年6月，事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转机。黄有良的堂哥黄文昌是个有胆识的人，他想出了一条险计来救妹妹。 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据点，找到日军头目，哭丧着脸谎称黄有良的父亲去世了，家里没人送终，恳求放她回去见老父亲最后一面。 为了演得逼真，黄有良也跪在地上磕头哀求，哭得死去活来。或许是日军觉得她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也或许是被这一幕“孝心”给蒙蔽了，竟然真的点头同意让她回家奔丧。 一回到家，黄有良看到父亲还好端端地活着，这才明白是堂哥的计策。一家人抱头痛哭，但他们知道此地不宜久留，鬼子随时可能发现受骗。 当天夜里，全家人就在村边的荒坡上堆起了一座假坟，对外就说黄有良回家后因为伤心过度，跟着父亲一起“死”了。 布置好这一切后，全家人连夜逃亡，一口气跑到了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深山里躲了起来。 后来日军果然起了疑心，跑到村里来抓人，村民们指着那座新堆的假坟，一口咬定黄有良已经死了，日军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1945年，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黄有良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可现实却给了她狠狠一记耳光。 回到家乡后，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反而成了她身上洗不掉的污点。 村里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后生晚辈，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说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女人”，甚至用更难听的话骂她。 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根本没人敢娶她。最后，她只能嫁给了一个患有麻风病的男人。 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温暖。丈夫因为身体原因，脾气暴躁，有时候还会拿她的过去说事，对她非打即骂。 更让她难过的是，因为她当过“慰安妇”，连累得子女在入团、入党的时候都受到了影响。她这一辈子，就像是活在那个阴影里，怎么走都走不出来。 但是，黄有良并没有选择沉默。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心里的那团火反而越烧越旺。她要讨个说法，她要让日本人承认当年的罪行！ 2001年7月，已经满头白发的黄有良，联合了陈亚扁、林亚金等其他7名海南的“慰安妇”幸存者，做了一件大事——她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 为了这场官司，这群风烛残年的老人不顾高龄，一次次地揭开自己的伤疤，一次次地远赴日本出庭作证。 她们经历了一审、二审、三审，从2001年一直打到了2010年。整整十年啊，她们就在等待一个正义的判决。 然而，日本法院虽然承认了历史事实，但最后却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和“诉讼时效已过”这种荒唐的理由，一次次驳回了她们的诉讼请求。 哪怕事实摆在眼前，哪怕证人就在当场，日本政府依然选择了逃避和抵赖。 2017年8月12日，在海南陵水的家中，90岁的黄有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8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中，最后一位离世的老人。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没能等来那句早就该来的“对不起”。黄有良走了，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但她的故事，不应该就这样被埋进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