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邓子恢向毛主席提出支持“包产到户”的建议，毛主席说：“你怎么又动摇了？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邓子恢出生于1896年福建龙岩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家境清苦，13岁丧母后随父生活。他早年求学于本地学校，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接触进步思想。1917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后投身教育和宣传。1923年创办《岩声》报，传播新理念，组织青年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领导农民协会，推动减租减息。1928年组织闽西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分田给农民，巩固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他推行互助组，提高生产效率。1934年长征前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负责华中工作，动员群众参军，设立根据地。解放战争领导中原土改，指导分地执行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推动合作化，强调自愿原则。1950年代多次下乡调查，记录问题。1961年参与起草公社条例，缩小核算单位，促进恢复。他一生专注农村，直至1972年逝世。 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正从灾害中恢复，公社平均主义让农民积极性不高。1962年夏天，刘少奇安排邓子恢考察，他带队走访江苏、河北、山西、安徽四省，了解生产状况，发现公社规模大，穷富队拉平收入，大家不愿出力。邓子恢与同事起草条例草案，按生产队分收益，缩小规模，这成为农村六十条底稿。1961年春广州工作会议通过六十条，毛主席肯定邓子恢观点。会后他去广东、福建，开座谈会，查看变化。在龙岩家乡，见集市冷清，农民缺粮，建议开放自营市场。11月再访时，商品增多，经济活跃。1961年夏安徽当涂县试包产到户，粮食增产，因收益挂钩出力多。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汇总报告，指出包产到户结合集体个人，不是资本主义。他说明土地集体，干部党领，军队掌控，仍属社会主义。7月他找毛主席，举工业责任制例，说农业适用，不改所有制。毛主席反对，批评立场摇，提波兰例子。 邓子恢的建议源于基层实际，他看到平均主义问题，觉得包产到户能调动积极性。在安徽调查中，一些地方自发实施后，收成上升，农民出力多。他认为这在集体框架内改进，不碰所有制。毛主席则从社会主义根基看，担心散集体力量，导致分化。1962年安徽强行纠正责任田时，基层干部和群众给邓子恢写信，反映意见，他组织工作组再去安徽调查，进一步重视包产到户。中央农村工作部内部讨论中，他多次陈述观点，试图说服高层。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已批评安徽包产到户，曾希圣被免职。邓子恢仍坚持，认为这是实效办法。两人分歧在于效率与公平平衡，邓子恢重农民积极性，毛主席守集体化底线。那时工业化需农村支持，集体才能集中资源。邓子恢的探索为后来积累经验。 8月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主席面对中央局书记，指出有人推包产到户，甚至分田，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强调阶级斗争，单干风强源于阶级。与大区同志讨论，西南云南、贵州、四川试半年，农村分贫困、中间、富裕户各三分之一，卖地高利贷出现。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联反修防修，指出农村地主富农残余，包产到户资本主义苗头。邓子恢在全会作检查，承认偏差。争论以反对包产到户结束。邓子恢继续农村工作，指导农业恢复，推动集体调整。他走访省份，检查公社运行，上交报告。直至1972年12月10日逝世。这场争论本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平衡效率公平，守制度又求突破。邓子恢的基层经验和毛主席的警惕，都为工业化铺路。 这场争论源于农村实际问题，邓子恢从调查中看到平均主义弊端，支持包产到户作为责任制形式。毛主席则警惕资本主义苗头，强调集体力量。那时中国刚站稳脚，农村贫困户多，没集体帮衬难生存。几千年小农经济教训深刻，土地兼并易分化。邓子恢的报告直接写土地集体等条件下，仍是社会主义。毛主席用西南例子说明分化快。两人角度不同，但都为农村发展着想。争论后，政策调整以集体为主，恢复农业。邓子恢的探索虽暂止步，但留下了思考空间。社会主义道路在问题中找答案，在坚守中求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