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霸气果然名不虚传，开国大典前夕，周总理问毛主席：“礼炮应当鸣几响呢？”毛主席想了想说：“就鸣二十八响。”当时世界礼炮的鸣响通常为21响，这是惯例，但毛主席并不想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来，因为他老人家从骨头里就蔑视这些“世界惯例”。 “礼炮鸣几响”，在很多人口里就是一句闲聊话题。 可放在一九四九年那天的天安门城楼上，味道就完全变了。 懂门道的人一掰手指头就明白，这是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走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八年，直接刻在礼炮声里，既不跟风，也不凑热闹。 天安门前那天的人海，三十万军民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是头一次走进这样的大场面，鞋上沾着土，眼里却亮得很。 礼炮还没响，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等到礼炮阵一排开，五十四尊礼炮口朝天空伸过去，二十八响一声接着一声砸下来，广场上的胸腔跟着一块发颤，那种感觉，谁也替不出来。 真正把这场典礼推到顶点的，不只是炮声。 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接着走，队伍绕过城楼脚下，旗子晃得人眼花。 照流程，大家该继续往前走。偏偏就在快出广场的那一截，队伍一下慢下来，有人扯着嗓子喊了句“毛主席万岁”，像火星落进干柴堆，四周的喉咙都跟着炸开，整片广场回荡同一句话。 城楼上，毛主席走到那条熟悉的栏杆边，身子略往前，抬手向下挥了挥，没有做什么排练过的姿势，只是用惯常的那股平静劲儿高声回了一句：“同志们万岁。” 两头你来我往，声音汇在一起，像一股春水往城楼上扑。 那一刻，谁也不讲大道理，谁也不讲条条框框，就用这样的呼喊，把新国家的领袖和底下的“同志们”绑在同一条线上。 这一天其实从会场里起头。 下午两点，北京城里的另一处地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坐满人。 那是新中国的头一回“开正班子”。 会上通过的事，一件比一件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再是筹备，不再是预备。政权一经宣布，就得说明按什么规矩办事，于是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定成施政方针，相当于告诉全国，从哪几条路往前走。 会议还给外部世界放了一句硬话：这个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旧账就此翻篇。 与此同时，也不是把门一关自说自话，还把原则写清楚：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这些规矩下打交道的外国政府，中国这边都欢迎建交。 一句“唯一合法”，配上一套“平等互利”，新政权的态度摆得明明白白。 时间推到下午三点，舞台转回天安门广场。 城楼上的位置早就排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委员坐在一排。林伯渠这回不再在会场念决议，而是在城楼上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抬起号，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熟门熟路的旋律从喇叭口涌出来，飘过旗杆、屋檐和成片的人头。 毛主席站到电钮前，按下那一下，广场边上的白色旗杆立刻有了动作。 第一面五星红旗被稳稳拉起，往二十七米的高度慢慢升。 风从城楼那边刮过来，旗面抖动，颜色亮得刺眼。很多人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舍不得低下。 礼炮就在这时候跟上节奏。 五十四门礼炮按事先安排好的间隔齐声轰鸣，总共二十八响，不多一声也不少一声，每一炮都像给过去的一年盖一个印。 从一九二一年党在南湖船头举起旗子，到一九四九年站上天安门城楼，整整二十八年，用这么一个数字收在一起，算是对这段路的一种记账。 礼炮声没散干净，毛主席接过稿子，开始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出口平稳，没有夸张的手势，字字掷地。 广场上几十万张脸朝上望着，很多人一生只会亲耳听到这么一次，谁也舍不得心不在焉。 这句话宣的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也把下午两点会上那一堆“决议”和“任命”，用一句话扣成完整的一圈。 公告之后轮到军队登场。 朱德着装整齐，从城楼下来，登上检阅车，去看他带出来的队伍。聂荣臻站在阅兵总指挥的位置，把各路部队调度得井井有条。 队列自东往西，排得像尺子量过。 最前面是两个海军排，海风没吹过来，海军蓝却先到了天安门。后面跟着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枪械、火炮、钢板链条和马蹄声混成一种特殊的节奏。 空中的队形也没落下，新组建的空军派出十七架飞机，从东边飞来，在广场上空分出高低，沾着阳光一闪一闪地过去。 朱德在检阅完毕后回到主席台，拿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面对天安门广场宣读。 命令里说得干脆，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指示，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抓紧肃清，把还没解放的土地彻底解放，同时铲除土匪和各种反革命匪徒，对一切反抗和捣乱的动作坚决镇压。 这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那三小时阅兵后面真实的任务单。 整个阅兵前前后后拖了三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反复在广场上空回旋，脚步声整齐地踩在地砖上，把新中国的军队气质展示给天安门前的每一双眼睛。 人们不是看热闹，看的是以后能不能安稳过日子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