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张闻天想回北京但被毛主席拒绝，无奈之下，张闻天夫妇只好定居无锡 一九七四年前后，北京很紧。 有一封信送到中央，写得简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希望回北京居住，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行。 署名是张闻天，当过驻苏大使，在外交部做过第一副部长，常在周总理身边出面交涉。 批示下来说，到北京住不妥，可以安排去别的地方。几个字，把这位老干部挡在京城之外。 张闻天生在穷农村，家里地少人多，父母勒紧裤腰带把他送进学堂。少年背着书包走在田埂上，知道这条路来之不易。后来，他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白天听工程课，晚上和同学议论国家怎么办，渐渐把心思放在“救国”上。 一九二五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这个还在摸索中的党。 党组织看重他, 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在那里听军事、政治课，翻译俄文书，把那些新东西一点点翻成中文。学成回国后，他主要做宣传工作，能把深奥的理论讲给工人、农民听，也能在干部会上把道理掰清楚，毛主席评价过他这种本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走到外交前台。 先出任驻苏大使，再调回北京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协助周总理处理对外事务，在不少关键场合撑过场。这一段经历，本可以把他的晚年稳稳地锁在北京。 那场大规模政治运动铺开时，许多老干部挨批、被隔离，他也没躲掉。 关在审查地点，反复交代问题，日子拖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才正式解除监护。 他虽然“恢复自由”，已经离开决策圈，被安排到广东生活。 到了南方，环境完全换了一套。他从握着实权的干部，变成按规定写材料、定期汇报情况的“被安排对象”。他心里还认自己是党的干部，只是暂时沉到下面。大约三年后，他在一次场合见到周总理，当面提出希望能回北京生活、做点工作，请总理帮忙向中央反映。 一九七二年四月起，他开始给中央写信。 信里只提一件事，希望回北京居住、工作，不求恢复原职，只说还想为国家出力。他一封封写，寄出后等回音。后来，中央来信，同意恢复他和爱人的工资待遇，补发该补的那一部分，以后照发。生活上有所改观，回北京的愿望却没被提起。 他再次写信，把“回北京”三个字说得更明白。批示过了一阵才下来，这次给出一个具体地点，无锡。意思是可以迁居那边，由组织安排。北京依旧没在纸上出现，他的人生轨迹被拐向江南。 张闻天和爱人到了无锡，在一座小城落脚。 起初，当地有些事情需要人参谋，他按通知出面。等手续办妥，他真正退出日常工作，生活慢下来，每天最固定的一件事，就是翻开报纸。 报纸上有新的政策、新的提法，他一句句看过去，在心里琢磨。有觉得不妥的地方，就和身边工作人员聊几句，把当年见过的情况拿出来对比。虽然不再掌管具体事务，眼睛还盯着国家往哪边走。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无锡。 他沉默很久，对工作人员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 那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缠着他，走路要停，夜里常咳。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开始盘算家里的钱：补发的工资，还有多年冻结后解冻的存款。他把数算清楚，决定把这些全部交给党，称作“最后一次交党费”。 对旁人来说，这样做有些较真，对他自己，这是青年到晚年一条线上的结尾。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张闻天在无锡病逝。 没有中央出面的葬礼，也没有大规模公开悼念，消息很快被接连出现的新情况淹没。 一九七九年夏天，北京闷热，陈云家的电话响起，胡耀邦在那头，带来一条消息：中央决定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这一句话，把几年的冷清划出一道口子。 陈云和张闻天，是从战争年代一路走到建国以后、再到政治风雨的老战友。听到这个决定，他心里有股宽慰，觉得总算给老同志一个交代，也给那段历史补了一笔。有人问他，要不要主持追悼会、在会上致悼词，他犹豫，没有马上答应。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悼词，陈云坐在台下，看着遗像，安静地听完。 那天，礼堂里花圈排得很满，黑纱挂在墙上，遗像上是他中年的模样。 远处的无锡小院没有声音，只是在那一刻和北京这场迟到的告别连在了一起。 张闻天这一生，从穷孩子读书出村，到莫斯科求学，到在外交场合代表新中国，再到无锡小巷里翻报纸，转了很多圈。 七四年那封想回北京的信，没有换来理想的答复，他只好跟爱人去别的城市定居。可在他心里，那张党证、那句“最后一次交党费”，始终比住在哪座城更重。 他算得最细的一笔账，是这一辈子能不能挺得起一句话，问心无愧。
